1.七十年代的美国经济是什么梗

2.求--郎咸平说:金融超限战 txt

3.警惕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

4.08年金融危机出席的救市政策,是什么地方出的呢!

5.我国中小型出口企业现状(遇到的问题及原因)相关资料 邮箱chenxinglihuangfei@163.com

越南油价一升多少人民币_越南减税应对油价

 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感染下,经济、社会、科技、信息技术、 文化 各方面都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式变得相对平缓,发达国际如美国等受债务的累积负债使得财政相对比较紧缩,其失业率也相对高于之前的经济水平状态。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国际经济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国际经济形势论文 范文 一: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及对我国的影响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经挣扎了将近6年。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潜在通胀的压力较大,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转型调整期。这一判断意味着,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继续呈现?弱增长?格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在2013年的世界经济形式展望 报告 中双双调低了经济增长预期,这表明全球经济彻底摆脱金融危机影响仍有待时曰,总体上并没有明显好转,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依然沉重经济增长速度仍将保持低迷的态势。

 美国经济延续复苏势头。整体来看,美欧日经济中,美国相对来讲还算不错,2012年经济增长率为2.2%,2013年可能是2.0%左右。一个原因是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在不断改善。但目前美国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投资各种数据显示美国企业现在手里有上万亿美元的钱放着不投资,而且政府投资也开始下降。

 欧元区在经济复苏中挣扎。欧洲的情况不那么乐观。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0.6%. 2013年的情况相对好一些,但还是负增长,可能在-0.5%至0之间。这和它的政府支出缩减有很大关系。

 日本的情况争议比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安倍上台以后推行了所谓?安倍经济学?的政策。2013年年初,安倍政权便迫不及待地推出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由此拉开了?安倍经济学?的序幕。随后,日元自由落体式的贬值和日本股市火箭式的暴涨,让人们一度相信?安倍经济学?能够成为拯救日本经济的灵丹妙药。但自进入5月以来,日元暴跌和日股疯涨的势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日本媒体恍然大悟地哀叹,?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很有可能已经沦为海外对冲基金和国际投机资本家手中的?玩物?。不幸的是,被拴在这支箭上的是日本经济的未来和日本国民的福祉。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安倍经济学解决不了日本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企业竞争力问题、结构改革问题,这些都不是通过注入流动性就能解决的。

 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发达国家速度下降,受外需急剧下降以及国内经济调整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放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在金砖国家中,印度2013年全年增速应该在6%左右。但印度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通货膨胀。巴西、俄罗斯、南非增长率全年大概也就是3%;东盟国家这几年的经济情况都不错,2013年第一季度增速达到5.6%。全年很可能是6%。

 总之,当前的经济形势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已由?急症?转为?顽症?,演变成为二战后最为严重、漫长的经济危机。虽然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观,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前美日欧三大经济体正趋于走上不同的复苏进程,呈现多元化趋势:美国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较为稳健;日本因实施?安倍经济学?,虚拟经济开始回升,但能否拉动实体经济还是未知数;欧元区尚未摆脱主权债务危机,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尚未展现复苏迹象。

 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1.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世界经济格局变迁,有助于提升我国话的语权

 国际金融危机作使越来越多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紧密地融入到

 全球国际分工链条当中,开始在协调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发言权和影响力已有较大跃迁,基本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围到核心、从配合讨论到参与决策的角色转变。

 2.外需收缩和摩擦增多等因素直接冲击我国出口

 世界贸易增长下滑导致我国进出口贸易大幅回落。最关键的是,每当世界经济处于低迷不振的时候主要发达国家就会祭出贸易保护的大旗,各种贸易投资壁垒明显增多。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呈现常态化、复杂化趋势贸易摩擦将贯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全过程,应对贸易摩擦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3.创新竞争力有被拉大的风险

 金融危机后,为了重振本土工业,美欧等发达国家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 措施 。然而,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我国创新能力不足,与欧美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差距面临再次被拉大的风险。

 三、我国应对 方法

 党的提出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深刻理解、紧紧抓住、切实用好国际环境变化倒逼出的新机遇,这些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形势和我国发展环境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历史 经验 证明,干事业、做工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则事半功倍;形势不明、逆势而行,则鲜有成就。在世界经济深度转型调整期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努力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

 我国具备较强应对能力和其他国内有利因素,可以抵消或者减弱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外资带来了大量中低端技术,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趋利避害、顺势而为,关键在于抓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首先,坚持扩大内需,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并优化结构,特别是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在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建立消费需求增长的长效机制。其次,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培育我国商品和服务国际竞争新优势,特别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配套加快形成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国际经济形势论文范文二:国际经济形势

 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对外政策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今后5年~10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将快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先后崛起,将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与格局演进,多极化趋势将日趋明显。美国经济?双赤字?,使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美元贬值、油价飙升,使全球经济风险加大,但世界经济整体趋势依然向好。

 去年,世界经济增长近5%,为近30年来最好。今年,受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疲软的影响,全球产出增幅将放缓。

 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将持续稳健扩张。虽然受到高油价冲击,又面临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但美国经济的内生性强,增长势头不会改变。原因是:1、企业投资强劲复苏,居民消费持续增长。2、低利率时代虽然结束,但宏观环境依然宽松。3、?新经济?虽然缺乏新动力,但活力再现。加之政府的持续减税、弱势美元和油价适度回落等等,均有利于美国经济持续扩张。

 日本受福岛核危机,经济衰退复苏步履维艰。去年,国际机构普遍看好日本经济。今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处于停止状态,下半年可能恢复增长。然而,日本经济复苏依靠的不是内需而是外贸。因为,目前仅靠内需尚难支撑日本经济复苏。可见,当前日本经济基础依然脆弱。一是油价飙升对经济影响开始显现;二是国内需求依然不旺;三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

 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但复苏势头尚能维持。欧元区经济在连续两年低迷后,去年增长2%,虽低于IMF估计的2.2%但仍是近4年来最好的欧元的被动持续升值。油价居高难下,开始影响欧元区经济复苏

 亚洲经济增长触顶回落,但仍是全球最快的地区。该地区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区内合作效应凸显,互利共赢格局正在形成,发展趋势是:东亚地区将持续较快增长,?四小龙?则适度扩张;东南亚经济将稳步复苏,越南成为佼佼者;南亚经济增长势头不弱,印度成为地区领头羊;中亚经济恢复性高增长,但资源型经济风险将增大。在未来数年中,亚洲将在全球经济中保持较高增长,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

 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进入稳定增长期。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中长期前景普遍乐观。目前,发展中国家具备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

 1、宏观经济环境普遍改善。

 2、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3、南南经贸合作明显加强。亚洲与拉美、亚洲与非洲,亚、非、拉区域合作步伐加快,带动发展中国家间的泛区域、区域和双边合作蓬勃发展。

 4、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大国经济加速发展,在区域经济中起着空前的示范效应和领头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

 1、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我国外贸市场空间仍较大

 2、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加工贸易影响显著,一般贸易保持高速增长。。

 3、主要经济体失业率高企加剧了世界经济摩擦的风险,欧美等国对我发起的贸易摩擦多由失业部门发起。

 4、油价高企加剧了我国的进口成本,可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5、顺应世界FDI大潮,调整引资政策重点。将重点转向有针对性地发展部分服务行业,优先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贸易以及重点发展与货物贸易相关的运输和商业分销服务业等出口导向性服务业。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五个突出问题:

 粮食进一步增产、农民进一步增收的制约因素仍然较多。粮食收购价格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化肥等农资价格居高不下。洪涝灾害偏重发生。

 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仍然较多,投资结构仍不合理。由于产生投资膨胀的体制性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些地方投资增长仍然过快。

 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有所回落。行业效益出现明显分化,煤炭、石油开采、黑色和有色金属等采掘业利润增长较快,建材、石油加工、交通运输设备、化纤行业利润下降较多。

 煤电油运总体形势仍然偏紧。由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能源、资源约束的矛盾仍然突出。

  安全生产 形势仍比较严峻。顶风违规生产的现象依然存在,重特大事故频繁发生,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事故多发。

 节能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人口众多,能源资源相对不足,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7.69%和7.05%。目前,我国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资源的消耗强度高,消费规模不断扩大,能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今后,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增加。

 因此,能源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节能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我国富煤少油。在替代石油的化石资源中,煤炭在近中期内可以满足与千万吨数量级的油品缺口相匹配的需要,即通过煤液化合成油实现我国油品基本自给,是目前最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煤可经直接或间接液化两种方法转化成汽柴油。煤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苛刻,对煤种的依赖性强。煤间接液化是将煤首先经过气化制成合成气,合成气再经催化合成转化成汽柴油。煤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温和,几乎不依赖于煤种。

 核裂变能源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相关技术日臻完善,是未来百年内解决能源紧缺问题可行、且可靠的方案。建设、运行、维护核裂变电站及对核材料的开采和核废料的处理等将在未来百年内形成巨大的产业链。核裂变能源的利用受制于地球上有限的核材料蕴藏量和人类对核废料处理的艰难和危险。利用核聚变能可能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一种最重要途径。太阳光即是太阳中的氢核聚变释放出来的能量。核聚变的主要原料是浩淼的海水中所蕴藏的用之不竭的氘,其产物是惰性气体氦,因此,核聚变既无原料短缺问题亦无核废料或核泄漏等污染问题。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是影响和平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例如: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核武器扩散,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疾病,走私贩毒等。因此要加强国际合作。

 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做出判断,应酬好与大国的关系,对我国的外交有重大的意义。当前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呈现出合作与竞争,依赖与牵制等关系。国际局势的总体稳定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国要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尤其是与美、俄、欧盟、日的关系。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受挫,正在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并未改变。我国一方面要扩大合作,增加两国外交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要坚持原则,维护我国利益。

 北约不断东扩,严重影响了俄在欧洲的扩展,俄把目光更多的投向了亚洲。同时俄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能源供应与边境问题上对我国有重要的意义。

 欧盟在积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在大国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协作,同时也看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市场。

 由于日本不能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同时在积极扩展和建立其大国地位,积极配合美国牵制中国。中日抗衡比较明显,处理好中日关系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中日关系的长期僵硬将不利于我国的发展。

七十年代的美国经济是什么梗

国际经济形势的现状与未来

经济全球化经过调整后,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深入发展,全球经济依存性不断上升。全球资本与生产技术要素的全球化重新配置,带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有七个特点。

(一)世界经济迅速增长,美国、欧元区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世界经济得以继续维持较高增速,发展中国家经济呈相互带动、梯次发展的态势。

2007年世界经济仍将保持近4%的增速。美国经济稳中有落,2006年美出口额被德超越,信息化指标不及北欧,次贷危机使美经济优势不断被侵蚀和分解,其负面影响还在扩大。主要西方国家面临工业化以来最强烈的外部竞争。欧亚大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舞台。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欧亚大陆经济总量占全球的62%,累积财富总量是美国的一倍,2006年“新欧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较2003年增加近一倍。同时,占世界人口80%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进入较快增长期,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得到加强,对世界经济影响力进一步增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格局。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30%。

(二)随着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推广,金融一体化程度提高,全球金融业呈“爆炸式增长”。

巨额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和投机,不仅给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害,发达国家也难独善其身。据美国麦肯锡公司的最新报告,全球金融业的核心资产总额已达140万亿美元。资本市场进一步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主体。银行资产占全球金融资产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42%下降到2005年的27%,金融资产进一步向发达国家集中。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已平均跃升至330%。“经济金融化”趋势一方面促进了全球资源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投机性和风险性。

(三)国际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流动性增强,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形成全球市场。

国际资本市场更加成熟,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全球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未来10年,发展中国家将有7亿人口进入全球劳工市场。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资源配置中合理及不合理的部分进一步显现,不均衡的全球增长模式正在塑造新全球经济格局。从总体看,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进程使生产要素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配置”。从国别看,全球化的收益分配和社会成本分布严重失衡,穷国与富国的差距在扩大,输家与赢家的两极分化加剧。资本回报连创新高,劳动回报则越来越低,导致国家间不平等。发达国家主导当前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和国际分工体系,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3/4,经济总量只占1/4。黑非洲至少要到2047年才能成功脱贫。在北方阵营,美欧日是国际经济三大支柱,但由于美国奉行经济单边主义,企图垄断国际经济决策,三方经济利益摩擦时有发生。南方阵营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诉求和利益关注点发生重大分化,多元化现象明显,南南合作呈现高度复杂性。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日益具体,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活力。

一大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系日趋成熟,东亚、拉美、独联体国家经济全面提速,非洲、中东地区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这些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对外资的依赖明显下降,对自身能源、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意识强化,一些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贸易结构多元化。“金砖四国”、“新钻11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继续引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成为未来最为强劲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影响全球化的发展。按汇率计算,今年,印度、俄罗斯、巴西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晋升世界经济12强。2001年~2007年,中、俄、印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引资、外汇储备和股市总值排行榜上的名次平均跃升四个位次。亚洲国家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从1993年的25.5%减少到目前的16.5%。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持续增大。发展中国家相互投资迅速增长,主要表现在亚洲内部以及亚洲对非洲的投资。目前,世界外汇储备总额高达5.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掌握在发展中国家手中。近来,发展中国家开始将部分外汇储备以“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对外投资,金额可能高达1.5万亿美元,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和跨国并购,有关动向将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五)南北国家有关发展模式的交融与交叉增多,经济领域多边协调渐成趋势,新兴大国加速崛起,经济力量加速“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利用,南北关系呈繁芜交织的状态。俄罗斯迅速复兴和印度加快振兴,打破了冷战后中国一枝独秀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新兴大国崛起的第一梯队。一批发展中国家迈入或走近经济次大国行列,对维护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及贸易自由化的需要不断增强,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有所增多,双方相互依存有所加深,在经济、金融等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增。“G8(八国集团)+5”成为促进南北对话的重要高端平台。G20(20国集团)涵盖当前世界上最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南北”代表性,近年来在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等的立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加拿大倡议在G20框架内成立“全球首脑论坛”,进一步反映出国际社会加强多边对话协调的趋势。

(六)各种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安排发展迅速,国际贸易、跨国投资重趋活跃,自贸区谈判方兴未艾,通过自贸协定等形式,新兴力量与传统大国结成经济联盟成为时尚。

区域经济合作既是各国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产物,也是有关国家以区域发展为依托,为减缓经济全球化无序冲击而采取的合理选择。区域经济合作、区域集团化趋势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并行不悖。这种总体上良性的经贸互动推动了政治上的良性发展,大国重启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东亚、拉美、非洲等地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区域合作蓬勃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合作势头加强,成为联系不同地区之间合作网络的重要纽带。巴西、印度、南非已建立三国合作框架,亚洲与非洲,亚洲与拉美,拉美与中东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各国均试图通过强强联合、强弱互补的模式加快区域集团建设,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谋求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美国全面推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欧盟借东扩之机加快区内金融、服务一体化进程,拉美两大经济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宣布加快自由贸易谈判,东亚10+3和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亚洲两个支柱性机制深入发展。未来国际经济关系将逐渐由国家之间的较量和竞争转向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角逐,围绕全球经贸政策、金融体制的斗争与协调将主要在经济集团之间展开。

(七)国际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国际能源格局调整步伐加快,对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争夺成为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一些资源大国特别是油气资源富集的国家把握了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的良机,不仅从中获取巨额收益,同时提升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近年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和阿联酋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序中平均前移了三个位次。一些石油生产国加强了对国内石油资源的控制,减少了发达国家对其石油资源的掌控。伊朗、委内瑞拉等产油国将能源作为国际斗争的主要筹码,公开向美“叫板”。美国目前控制着中亚、中东、西非和北美的世界近70%的石油资源。全球能源战略格局明显向美倾斜,但在世界能源市场格局方面,俄罗斯影响举足轻重,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战略影响不可低估。日本努力稳定传统石油来源,并积极拓展新渠道。欧盟等国积极增加石油战略储备,并寻求能源合作。随着世界经济的强劲复苏和繁荣,各方对能源的依赖将与日俱增。围绕油气资源、运输管道和市场价格等,美、欧、日等大国还将展开激烈的国际能源争夺战。同时,随着新兴发展中大国对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及对能源安全的追求,相关能源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打破了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能源产业中的垄断地位

一、世界经济的复苏迹象

近来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呈现不同程度的复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经济衰退结束迹象初显。从统计数据看,2009年第二季度,德国、法国和日本经济环比均已恢复正增长,美国和英国经济的下滑速度也明显放缓(见表1)。其中,美国房地产销售连续上涨、二季度私有部门投资以及实际货物和服务出口的规模下降幅度显著收窄,净出口和投资已对GDP做出积极贡献。德国2009年8月份服务业信心指数创出2006年1月以来最高,投资者信心指数也创三年多来最佳。日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0·9%,按年率计算增长3·7%,为5个季度以来首次呈现正增长,在发达国家中增长最快。另外,日本采购经理人指数、商业环境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均已止跌回升。在资本市场方面,自2009年3月主要发达国家二季度GDP增长6·1%。巴西二季度出现自2003年以来的最强反弹, GDP增长6%;而二季度经济创纪录萎缩10·9%的俄罗斯, 8月份制造业也出现止跌回升的信号。面对经济逐步向好和金融市场形势继续好转的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近来纷纷调整之前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测,就连北欧联合银行的经济预测报告也认为全球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世界经济将开始复苏。各主要国家政要也发表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IMF 2009年10月1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预计, 2009年世界经济萎缩1·1% (见表2),下降幅度将低于之前的预计, 2010年全球经济可反弹至3·1%,较7月份预计的2·5%明显提高。

二、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

尽管世界经济呈现明显复苏迹象,但主要国家贸易大幅回升的局面尚未显现。这一方面说明,尽管发达经济体经济有所恢复,但受制于政策性引领复苏的局限、金融市场信心修复尚需时日、失业率居高不下对需求恢复形成的障碍、不断加重的政府巨额财政预算赤字给再融资带来的困难以及新一轮经济复苏中的通胀压力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全球经济即使复苏,未来增长速度也将是缓慢的,同时不排除中间有所反复。IMF预计, 2010—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仅略高于4·7%,低于危机前几年的平均水平。

(一)政策性复苏的局限性

面对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大多采取了财政刺激手段,且效果明显。这种依靠政府政策手段挽救危机,或刺激未来复苏的做法带有明显的政策性复苏特征。政策性复苏的后果就是政府脱身时机难以把握,而企业和市场对政府政策产生依赖,长此以往,市场扭曲,的市场秩序较难恢复。而政府如何、怎样退市成为未来经济走向一个重要因素。政府介入加深、过晚退出,可能导致恶性通胀;政府过早退出,前期刺激计划的实施出现折扣,又会影响经济复苏。如何在促进经济复苏和遏制恶性通胀方面取得平衡,这意味着政府有效的退出将成为未来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主要经济体对是否继续对市场给予支持暂时达成共识,但并不意味着未来没有矛盾,或某一方单独退市的可能。

(二)金融业修复的复杂性

本次经济衰退源于金融危机,因此,金融业受到的打击最大,一是泡沫破灭、财富减少;二是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化,资金相对减少,未来修补非常困难,也需要时间;三是金融业破产、利润下降、投资和就业下降趋势尚未逆转。即便考虑到部分金融机构开始偿还政府的救助资金,但金融机构的“疗伤过程”仍需时日。因此,当前刺激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仍然来自政府的扩大支出,金融部门惜贷现象依然严重,并且可能要持续一定的时间。目前贸易融资困难已成为抑制贸易增长的障碍之一。

(三)解决高失业的困难性

金融危机给各国就业形势蒙上巨大阴影,自2008年失业人数迅速上升以来, 2009年以来全球就业形势日趋恶化(见表7)。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经济开始复苏后,通常还需要4~5年的时间失业率才能逐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联合国报告预计, 2009—2010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5000万。发达经济体到2010年的失业率会高于10%。鉴于全球国际经济形势最乐观估计也将在2010年才开始好转,而大部分国家只有在2011—2015年间实现经济加速增长,才可能缓解金融危机导致的失业状况。国际劳工组织预计,就业率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估计要花4~5年的时间。这意味着全世界可能要迎来一场持续6~8年之久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危机。大规模就业增长如果无法恢复,消费的真正增长就只是一个愿望,经济增长的动力明显受到掣肘。

(四)政府再融资的艰巨性

自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经济尽快摆脱衰退恢复增长,各主要国家均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助计划,其中包括不断加大力度的政府财政安排,这使得政府开支迅速增加,财政赤字水涨船高。据美国政府的预计,未来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7·1万亿美元。未来几年,欧元区和欧盟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2008年的69·3%和61·5%分别升至77·7%和72·6%,远超60%的上限。日本的国家债务已经高居发达国家之首,经济危机导致的税收减少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预计未来几年日本财政状况将进一步趋于恶化。继续融资的难度相当大。

(五)新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的长期性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大幅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印钞票,放松信贷。这无疑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埋下祸根。美联储已释放和承诺了12万亿美元来拯救金融系统,约占美国GDP的83%。这一大笔货币供给如果不能及时退出,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无疑使流动性泛滥,也为新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奠定基础。正如大量研究机构所预测的那样,世界经济将在短期出现增长回落和通胀抬头的现象。但是,这种增长的回落和通胀的抬头并不是一种临时的短期现表而是一种十分深刻的周期性调整。2009年之后世界经济核心特征很有可能是,经济增长缓慢复苏而通货膨胀开始抬头。

三、国际贸易竞争的严峻性

鉴于经济恢复步伐不会太快,进口需求的增长也不会非常明显。与此同时,目前不但新兴市场希望通过尽快恢复出口保证本国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也试图利用增加对于外部市场出口,扩大或保持经济复苏的局面,因此,目前国际贸易环境较过往更加严峻,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贸易逆差国,还是传统的贸易顺差大国,都依然寄希望于将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突破口。

资料来源:各国海关统计暖势头,但下降幅度仍保持两位数。WTO预计, 2009年全年全球贸易(剔除价格和汇率影响后)将萎缩10%,其中发达国家减少14%,发展中国家减少7%。IMF预计, 2009年世界贸易将下降11·9%,其中,发达国家实际进口、出口将分别下降13·7%和13·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分别下降9·5%和7·2%。2010年均将恢复增长,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四、贸易保护主义是最大祸害

值得关注的是,与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IT革命和21世纪初的房地产繁荣的带动下较快摆脱衰退迅速反弹的愿望一样,目前政府也提出了将以新能源、环保等新兴产业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张。目前许多国家都开始重视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优先发展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等,似乎把新能源当成了救命稻草。但研究和现实表明,目前新能源技术,还处在发展阶段,新兴产业完全走向市场化仍显遥远。在“保增长”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题压力下,各国的政策基本上仍属于急功近利型的,并没有彻底建立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决心和动作。而目前最能显现政策效果的首要任务是抓住复苏的机会,扩大出口,把东西卖给别人。当每个国家都如法炮制,只想把东西卖出去,而当市场新增需求依旧有限、经济复苏缓慢且非常脆弱时,守住自己的市场又成为本能,近来形形的保护主义手段的出现,无不表明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

五、中国挑战依旧严峻

中国作为持续的顺差国, 2009年以来出口贸易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没有经历过的最大降幅。与此同时,尽管世界经济呈现复苏迹象,但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市场的消费仍在萎缩、储蓄率仍在上涨,显示消费领域的“去杠杆化”仍然在持续,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好转的势头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全球经济的复苏将使得流动性更加活跃,过剩流动性将推高国际商品价格,这不仅会使得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也将加大国内制造业的成本压力。IMF数据表明, 2009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在改善,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贸易条件逐渐恶化。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今后5年~10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将快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先后崛起,将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与格局演进,多极化趋势将日趋明显。美国经济“双赤字”,使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美元贬值、油价飙升,使全球经济风险加大,但世界经济整体趋势依然向好。

去年,世界经济增长5%,为近30年来最好。今年,受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疲软的影响,全球产出增幅将放缓。

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将持续稳健扩张。虽然受到高油价冲击,又面临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但美国经济的内生性强,增长势头不会改变。原因是:1.企业投资强劲复苏,居民消费持续增长。2.低利率时代虽然结束,但宏观环境依然宽松。3.“新经济”虽然缺乏新动力,但活力再现。加之布什政府的持续减税、弱势美元和油价适度回落等等,均有利于美国经济持续扩张。

日本经济意外衰退复苏步履维艰。去年,国际机构普遍看好日本经济。今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将处于停止状态,下半年可能恢复增长。然而,日本经济复苏依靠的不是内需而是外贸。因为,目前仅靠内需尚难支撑日本经济复苏。可见,当前日本经济基础依然脆弱。一是油价飙升对经济影响开始显现;二是国内需求依然不旺;三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

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但复苏势头尚能维持。欧元区经济在连续两年低迷后,去年增长2%,虽低于IMF估计的2.2%但仍是近4年来最好的欧元的被动持续升值。油价居高难下,开始影响欧元区经济复苏

亚洲经济增长触顶回落,但仍是全球最快的地区。该地区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区内合作效应凸显,互利共赢格局正在形成,发展趋势是:东亚地区将持续较快增长,“四小龙”则适度扩张;东南亚经济将稳步复苏,越南和泰国成为佼佼者;南亚经济增长势头不弱,印度成为地区领头羊;中亚经济恢复性高增长,但资源型经济风险将增大。在未来数年中,亚洲将在全球经济中保持较高增长,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

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进入稳定增长期。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中长期前景普遍乐观。目前,发展中国家具备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1.宏观经济环境普遍改善。2.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3.南南经贸合作明显加强。亚洲与拉美、亚洲与非洲,亚、非、拉区域合作步伐加快,带动发展中国家间的泛区域、区域和双边合作蓬勃发展。4.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大国经济加速发展,在区域经济中起着空前的示范效应和领头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

1、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我国外贸市场空间仍较大2、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加工贸易影响显著,一般贸易保持高速增长。。3、主要经济体失业率高企加剧了世界经济摩擦的风险,欧美等国对我发起的贸易摩擦多由失业部门发起。4、油价高企加剧了我国的进口成本,可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5、顺应世界FDI大潮,调整引资政策重点。将重点转向有针对性地发展部分服务行业,优先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贸易以及重点发展与货物贸易相关的运输和商业分销服务业等出口导向性服务业。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五个突出问题

——粮食进一步增产、农民进一步增收的制约因素仍然较多。粮食收购价格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化肥等农资价格居高不下。洪涝灾害偏重发生。

——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仍然较多,投资结构仍不合理。由于产生投资膨胀的体制性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些地方投资增长仍然过快。

——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有所回落。行业效益出现明显分化,煤炭、石油开采、黑色和有色金属等采掘业利润增长较快,建材、石油加工、交通运输设备、化纤行业利润下降较多。

——煤电油运总体形势仍然偏紧。由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能源、资源约束的矛盾仍然突出。

——安全生产形势仍比较严峻。顶风违规生产的现象依然存在,重特大事故频繁发生,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事故多发。

节能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人口众多,能源资源相对不足,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7.69%和7.05%。目前,我国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资源的消耗强度高,消费规模不断扩大,能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今后,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增加。

因此,能源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节能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我国富煤少油。在替代石油的化石资源中,煤炭在近中期内可以满足与千万吨数量级的油品缺口相匹配的需要,即通过煤液化合成油实现我国油品基本自给,是目前最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煤可经直接或间接液化两种方法转化成汽柴油。煤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苛刻,对煤种的依赖性强。煤间接液化是将煤首先经过气化制成合成气,合成气再经催化合成转化成汽柴油。煤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温和,几乎不依赖于煤种。

核裂变能源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相关技术日臻完善,是未来百年内解决能源紧缺问题可行、且可靠的方案。建设、运行、维护核裂变电站及对核材料的开采和核废料的处理等将在未来百年内形成巨大的产业链。核裂变能源的利用受制于地球上有限的核材料蕴藏量和人类对核废料处理的艰难和危险。利用核聚变能可能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一种最重要途径。太阳光即是太阳中的氢核聚变释放出来的能量。核聚变的主要原料是浩淼的海水中所蕴藏的用之不竭的氘,其产物是惰性气体氦,因此,核聚变既无原料短缺问题亦无核废料或核泄漏等污染问题。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是影响和平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例如: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核武器扩散,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疾病,走私贩毒等。因此要加强国际合作。

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做出判断,应酬好与大国的关系,对我国的外交有重大的意义。当前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呈现出合作与竞争,依赖与牵制等关系。国际局势的总体稳定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国要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尤其是与美、俄、欧盟、日的关系。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受挫,正在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并未改变。我国一方面要扩大合作,增加两国外交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要坚持原则,维护我国利益。? 北约不断东扩,严重影响了俄在欧洲的扩展,俄把目光更多的投向了亚洲。同时俄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能源供应与边境问题上对我国有重要的意义。?

欧盟在积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在大国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协作,同时也看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得巨大市场。由于日本不能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同时在积极扩展和建立其大国地位,积极配合美国牵制中国。中日抗衡比较明显,处理好中日关系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中日关系的长期僵硬将不利于我国的发展。与此同时,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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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滞胀史

滞胀的成因

科技发展正处低潮、出口贸易份额下降、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点是根本原因。

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处于转型期的货币政策不但没有刺激经济增长,反而如“火上浇油”。

美元持续贬值、油价高企和粮食紧缺推动了本来就高企的通货膨胀。

滞胀的影响

滞胀对私人投资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增长停滞。

在整个滞胀期间美国股市经过了 6 轮调整,股市走熊先于经济衰退,而股市起稳也先于经济起稳。

在西方经济体遭遇滞胀的同时,美国信贷扩张反而促成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及世界贸易的扩张。

走出滞胀

经过里根政府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于1983 年迎来经济增长高峰,此轮滞胀历时13 年。

经济学上的“滞胀”是指生产停滞、失业率增加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现象。生产停滞是经济滞胀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由美国学者D.格林沃尔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把停滞解释为:“实际产量或收入不变、下降或虽增长但大大慢于所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因此,滞胀时期的生产停滞并不是仅仅指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中危机阶段生产的下降和停滞,它是一种跨越经济周期长期存在的现象。因此,上世纪1970 年到1982 年美国所经历的经济危机及经济缓慢增长阶段基本上属于“滞胀”阶段。市场上普遍认为美国当时的滞胀以及此后爆发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能源价格上涨所致。如今,石油价格又再度高企,“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美国是否又会重新回到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的两难境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文就滞胀起因、滞胀对股市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走出滞胀等话题展开讨论,希望能给读者以启发。

1970-1982 年美国“滞胀”成因

在“滞胀”阶段,美国共经历了 4 次经济危机(按照NBER 的统计资料,经济谷底分别为1970 年11 月,1975 年3 月,1980 年7 月,1982 年11 月)。这几次经济危机期间,在生产下降和失业率猛增的同时,物价不但没有下跌反而普遍大幅度上涨,成为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并存的独特经济现象。

这种现象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较为罕见。二战后至1970 年间美国共发生了四次经济衰退(按照NBER 的统计资料,经济谷底分别为1949 年10 月,1954 年5 月,1958年4 月,1961 年2 月)。经济衰退发生时,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同时物价也会下降;危机过后,生产增长,就业增加,物价也会上涨。是什么导致了高通胀率与高失业率、经济不振同时存在?我们还应该从滞胀产生的原因说起。

缺乏增长点的实体经济是“滞胀”的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出现停滞始于 1969 年,当时的通货膨胀率约在5%左右。美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停滞”?原因在于:

其一,战争对美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刺激正逐渐消失。比如五、六十年代美国工业高涨,得益于世界大战积累起来的被抑制的对固定资产、住宅建筑、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以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刺激。这些因素在70 年代以后已经逐步消失。

其二、科技发展处于低潮。20 世纪40 年代末,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掀起了以原子能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五、六十年代以来推动了美国工业的高速增长。但经过了近20 年的科技高潮后,到70 年代初,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力已经明显减弱。

直至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全世界范围内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宇航工程、海洋工程、核能技术等尖端技术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的新科技革命才再掀高潮。

其三、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贸易额开始下降。自1960 年代开始,由于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发展,商品和生产要素国际间流动的限制大大减少,世界市场竞争加剧。1947 美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约三分之一,1948 年下降到23.5%,1960 年下降到18.2%,1970 年再降到15.5%。1美国从1971 年首次出现了13.03 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逆差,此后,除了1973、1975 年为小额顺差外,其余年份均为逆差。

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处于转型期的货币政策直接推动了通货膨胀

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曾对 50 到60 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以及促使经济危机程度减弱和时间缩短,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70 年代,扩张式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却双双“失灵”了。

第一、财政政策为什么“失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数届政府皆奉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大政府开支,借以刺激经济回升,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战后至1981 年为止的36 个财政年度,有27 个财政年度有赤字。政府预算内的财政赤字在1976 年和1981 年分别创下了694 亿美元和739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在1970 年至1979 年的10 年中,政府的财政赤字预算达5128 亿美元。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美国政府还发行了大量的国债。1970 年国债额为370 亿美元,1975 年国债额为5332 亿美元,1980 年国债发行额达到9077 亿美元。人均负担的国债额从1960 年的1572 美元增加到1980 年的3985 亿美元。联邦政府每年为国债付出的利息也从 1960 年的92 亿美元增加到1980 年的749 亿美元;利息约占每年联邦支出的10%左右。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缘何失效?归根结底,是由于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点。扩张性财政政策没有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反而如火上浇油般推高了通货膨胀。

第二、货币政策为何“失灵”?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逐步由价格目标向数量目标过渡。但是,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联储在实际操作中,仍是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体系的首要地位。因此,在此转变阶段,货币政策不稳定,再加上,高通货膨胀背景下,利率波动较大,最终导致了货币供应量过大。

具体而言,虽然1970 年伯恩斯上任不久后就宣布以货币总量为供给目标,但是实际上却是以联邦基金利率为最终目标。每隔六个星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会重新制定各种货币总量的目标区间,以及与该目标区间所匹配的联邦基金利率。如果联邦基金利率高于或低于目标区间,就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的手法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目标区间内。因此,货币供应量往往会出人意外地螺旋式上升或者下降,极不稳定。

另外,选择利率作为调控目标,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虽然关于利率的信息每天都能得到,但不容易控制。其次,影响总需求的主要因素是预期的长期真实利率。所谓预测的长期真实利率,就是市场参与者通过在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来推测的真实利率。而恰恰在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出现了比较高的通货膨胀。在这样高的通货膨胀时期,名义长期利率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既不稳定,也不能预测。

因此,在滞胀期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没有能够帮助经济增长,反而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大,被认为是推高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

银行信贷业务扩张也对通货膨胀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使通货膨胀直接上升至两位数

世人常常把上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滞胀”归因为石油价格上涨。我们的研究也发现,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与其后的经济衰退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于 1973-1974 年。十月战争爆发,欧佩克为制裁西方,联手削减石油出口量。国际油价从每桶3 美元涨到12 美元。而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衰退。从1973 年到1975 年美国实际GDP 增长下降了0.7%。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于 1979-1980 年。伊朗爆发革命,随后伊朗和伊拉克开战。石油日产量锐减油价骤升,从每桶14 美元飞涨到近40 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机也引起了西方主要工业国的经济衰退,1979 年到1980 年,美国实际GDP 下降了0.23%。第三次石油危机发生于 1990 年。1990 年8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次年1 月,美国对伊拉克开战。三个月的时间,石油价格从每桶14 美元上涨至40 美元。从1990 年到1991 年,美国实际GDP 下降了0.17%。

为什么油价上涨会引起经济衰退的连锁反应呢?首先,生产率与石油价格关系密切,石油价格上涨会导致生产率下降。美国工业部门在19 世纪70 年代对石油的使用量达到高峰,石油价格上涨直接影响了使用石油为燃料和原材料的生产部门。

其次,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推动了本来就高企的通货膨胀率。石油以最终消费品和中间产品这两种形式影响物价的走势。

除此之外,不仅是油价格上涨,食品价格也由于粮食紧缺而大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1972 年,自然灾害席卷全球,世界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2.9%,许多国家发生严重的饥荒。前苏联在这一年到处抢购,大量进口,造成战后前所未有的粮食短缺。1974 年世界粮食再次减产,紧缺状况进一步加剧。第二次石油危机出现之前的1978 年,再次出现世界粮食短缺。

由于粮食供应不足,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较大,1973 年和1974 年,美国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幅度分别达到13.2%和13.7%;1978 年和1979 年,上涨幅度分别达到9.7%和10.7%。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与美元贬值

石油价格的上涨从表面上看由石油危机所引发,但实际上也与美元持续贬值不无关系。1975 年,美国与海湾国家相继签订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只有一个:这些国家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石油价格由美元标注,这造成原油价格与美元汇率反向运动的逻辑关系。1970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持续贬值,为油价上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滞胀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滞胀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一方面,美国工业经历了长时间的生产下降。1973 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5.3%,持续时间为18 个月;197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1.8%,持续时间约44 个月。另一方面,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到战后历次危机的最高值。1979 年发生的经济危机造成了近1.5 万家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最高时达9.2%,失业人数约836 万。在1979 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中,企业倒闭、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都创出战后最高纪录。企业破产数量达25 300 家,失业率最高时达10.8%。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物价严重上涨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发展。“滞胀”阶段是美国“二战”结束后最为艰难的一个阶段。从 1969 年12 月爆发经济危机,到1982 年12 月经济复苏为止,美国约有13 年的时间停留在滞胀的阴影下。平均每3 年多就有一次衰退,实际GDP 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9%,而其它时期的经济增幅平均为3.87%至5.69%。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前所未有地高涨,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10.46%,而美国战后各经济阶段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33%至3.54%。

“滞胀”时期美国各产业的表现

70 年代美国“滞胀”时期,各行业的表现不一。我们统计发现,大多数行业,特别是制造业表现较差;但是,具有定价权的上游资源行业和下游服务业,以及出现新的盈利模式的行业,增速明显能超越CPI 的涨幅。70 年代,美国增长最强劲的行业分别是采掘业、农林牧渔、金融服务业、公用事业,平均年增速超过10%,远远超过CPI 的上涨。其中,采掘、农林牧渔的年增长几次超过50%,主要是受益于石油价格暴涨和全球性粮食涨价。金融服务业的年增长也曾经接近20%,则是因为70 年代美国的银行业了出现新的盈利模式——国际贷款业务的兴起。中东“石油美元”最终又存回了美国的银行,再加上美元持续贬值刺激不产油的欠发达国家贷款来支付其国际收支逆差,因此,70年代美国的银行业处于信贷扩张、高杠杆、高盈利的丰厚时期,直至80 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

70 年代,美国温和增长的行业,包括,信息服务业、教育医疗业、房地产、住宿食品服务业、文化业等行业,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基本实现正增长。信息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是受到当时美国电信行业的垄断格局被打破,行业竞争机制刺激了居民对通信的消费增长。

70 年代,美国增长呈现停滞状态的行业涉及面较广,包括,制造业、交运仓储、建筑业、零售业、批发贸易等,主要是受到经济停滞、失业率高的影响。

滞胀翘高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通货膨胀导致了固定收益类资产贬值,经济衰退又拖累了股市上涨,缺乏投资渠道的资金开始涌入大宗商品市场。黄金作为规避通货膨胀的保值工具在1980 年创下了每盎司850 美元的高点。

滞胀对美国股市的影响

经济的衰退通常伴随着股市的下跌。我们分析了1942 年至1995 年股市的牛熊周期,发现这期间总共有8 次经济衰退,每次都伴随着股票市场走熊。股票市场走势是经济增长的领先指标,8 次经济衰退前的股市有7 次已经提前下跌已经提前下跌,而经济开始复苏前,股市一般会提前4 个月左右起稳。当然并不是每次股市走熊都与经济周期有关,14 次股市调整只有8 次与经济周期有关。信贷周期等其他因素也同时左右着股票市场的走势。

整个滞胀时期,股票市场经过了 6 次调整,约有一半的时间处于熊市之中。也就是说,1946-1995 年美国股市的14 次调整有一半是发生在滞胀时期的。滞胀严重影响了美国股市的发展1973 年-1974 年的股市大调整中,美国S&P500 下跌了近43.3%,为历次调整中最大跌幅。从个股的表现看,在70 年代股市调整时期,仍有部分行业的股票出现了一定的涨幅。比如,金融股、国防股、采掘股和服务类股。总体来说,板块的走势还是与当时的行业景气度密切相关。

西方国家“滞胀”对全球影响——资金向欠发达国家巨额转移

虽然 20 世纪70 年代,西方国家都陷入了滞胀的局面,但是,美国信贷规模的持续扩张,也促成了全球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和世界贸易的扩张。国际贷款业务的兴起至少可以追溯到1973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机,主要由三方面因素促成的。

其一、资金。1973 年,加速的通货膨胀与利率上调的不利影响无法支持美国银行正常的融资活动,导致了银行系统的演进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当时石油涨价带来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产油国,这些石油美元最终又存回了美国银行。缺乏正常融资渠道的银行一下子拥有了巨额的资金。

其二、需求。借款需求的产生与70 年代宽松的货币政策、过低的实际利率相关。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贬值,负利率降低了还本付息的费用,也间接增强了借款国的信用度。下跌的实际利率、扩张的世界贸易、不断提高的商品价格、再加上贬值的美元,这一切都鼓励了债务国,并给与他们增加负债额的机会。国际上,不产油的欠发达国家需要贷款来支付其国际收支逆差,而产油国家则需要贷款来支持经济扩张计划。适逢东西方关系缓和,美国银行成为信贷的源泉。

其三、利润。当时,欧洲美元市场不受管制,美国银行不必为自己海外分公司的债务保持最低的准备金。国际贷款的利润相当的丰厚。

国际贷款业务成为整个银行业务中发展最快的业务。加上各家银行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对贷款条件的要求就相应宽松很多。借债国为获得贷款而提供的必要资料少得可怜,一些贷款银行甚至不知道贷款对象在其他地方的借款数额。就这样整个国际信贷市场迅速的发展起来。1982 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信贷市场的发展才算告一段落。20 世纪90年代开始,私人资本才开始显著流入新兴市场。

美国如何走出“滞胀”?

以往当发生经济衰退时,在生产下降、失业率增加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物价水平的下跌,正是由此实际情况作后盾,以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换取失业率下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才能大行其道。然而,此时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滞胀时期,异常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发生,使得美国政府进退两难。

渐进的经济恢复政策

福特和卡特的两任政府都实行了渐进的经济恢复政策。1976 年1 月,失业率为7.9%,福特政府设置了一条将失业率压制到1980 年时5.2%的经济路径。也就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失业率每年需要下降0.6%。卡特总统在任职期间,也将这一目标路径沿袭下来。其具体措施是:一是减税以刺激经济上升;二是拨款举办公共服务事业;以增加临时工作位置。前一项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预算赤字,从而加剧了美国依然存在的通货膨胀,以至于1978 年又出现“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后一项措施则因拨款不多,以致收效不大。通货膨胀的上升导致卡特政府不得不将重点重新转移到治理通货膨胀上,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在70 年代末甚至超过了10%。由于卡特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摇摆不定,货币政策时紧时松,也没有执行前后一至的战略。最终,卡特政府也在“滞胀”的阴影中下台。

稳定货币供给量和结构性财政政策

1979 年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强力提升美元利率。高息的强势美元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将美国推入强势美元时代。1981 年,里根入主白宫,里根政府认为,国家对经济过度干预,限制了经济活力,是造成经济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为了对付"滞胀",里根政府改弦易辙,采用了四个措施:稳定货币供应量、减轻税赋、缩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最为有效的两条是稳定货币供应量和减少政府干预。

首先,里根政府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目标,即使利率过高触发经济危机,也不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里根政府在期上任初期虽然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抑制了通货膨胀,使得通货膨胀逐步下降。到 年已经降到3.8%。其次,里根对企业实行的加速折旧政策和原来的投资课税扣除等优惠,使得企业手中的现金流量增加,对刺激传统产业更新设备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由于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低于前期,也鼓励了企业投资。除此以外,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起了油价的下跌;美元升值也使得进口产品价格下降;工会为保证工人就业而放弃提高工资的要求等客观原因也使得通货膨涨出现了下降的态势。经过里根政府的持续努力,美国终于1983 年迎来了新的经济增长高峰,此轮经济滞胀一共经历了13 年的时间。

警惕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

这是我的新书《金融超限战》的序言,该书将在二月中下旬有东方出版社出版。该书详细的披露了这次国际金融海啸真正背后的黑手的阴谋的操作手法.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徐志摩1928年写下这首《再别康桥》时一定不会想到,这唯美婀娜的开场白却恰好描绘了今日国际金融炒家纵横驰骋、翻云覆雨的逍遥身影:轻轻的他们离开了狙击的仓位,正如他们轻轻的来,他们轻轻的招手,永久作别的昨日经济辉煌的云彩。不同于这位诗人的浪漫结尾,“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国际金融炒家离场时,带着从中国、俄罗斯、冰岛还有美国掠夺来的无尽财富,却留下全球各地的满目疮痍和企业濒临倒闭的战后情景。 我们过去认为金融和战争是两码子事,比如我们很多读者是学金融的,学金融很简单,那不就几本书嘛,这个那个的。还扯得上战争这么复杂吗?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战争,还是超过传统限度的战争,叫做金融超限战,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恐怕人们都不会陌生,在它的激烈与残酷中,很多人的生活和命运都随之发生了改变。然而,人们也许没有想到,这场看不见硝烟,甚至看不到敌人的特殊战争已在全球范围蔓延,而且就发生在了我们的身边。这种被我称之为金融超限战的战争究竟是谁发动的,它到底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你看得懂吗? 面对此情此景,我无法有任何的浪漫情怀,所以我就要借这本书具体的分析这场无声无息的金融超限战当中国际炒家的操作手法,并且以中国和俄罗斯的具体案例和数据来分析什么样的国家和市场才会成为国际金融炒家的目标。透过这个框架,大家会明白,原来国际金融炒家,早以借着过去八年里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新兴市场(如中国)一连串的错误宏观政策,摆下了一个“口袋阵”,等着两方面的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不同于红军当年的“口袋阵”,国际金融炒家在这场创新的阵地里,不必等到大家都被套住了才能赚钱,而是能进来一个就小赚一个,等到大家都差不多“进袋”了,就按下“核按钮”借着表面上的经济危机把各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一锅端掉! 这场金融超限战的直接后果就是以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留下满目疮痍的战后烂摊子给各国政府。注意,我说的是“各国政府”,这里面自然包括了美国政府!什么?一定有很多读者跳起来了,要知道毛主席就教导过,美帝国主义才是亡我之心不死啊!难道美国政府还被自己了吗?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 “美国政府”,而不是“美帝国主义”。美国与中国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美国政府是“小政府”,特别是经过三十年来的民权运动以及越战期间的反战运动的洗礼之后,美国政府是一个势单力薄的小政府。 美国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非常小,所以美国政府奈何不了国际金融炒家,美国政府可以支配的财富总量远不能与私有财产总量相提并论,更进一步的,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大不如老百姓的总体可支配收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大部分的财富都是国有的,而且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好几倍。即便是美国政府注资花旗了,花旗老总们打算拿出五千万美元给自己配备私人飞机,掌权初始,非但不敢把三把火都烧在银行家身上,反而除了在接受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发发牢骚、斥责银行高管可耻,也就再没办法了:三大经济政策都不关涉过度信贷消费这一核心问题。即便是美国最大保险公司AIG接受了政府注资,这些高管们还是敢烧掉五百万美元去顶级海滩会所度假,气得美国参议院破口大骂。 这世道这么艰难,大家都知道,美国老百姓根本不比中国老百姓好受。中国老百姓无非把一部分储蓄放到股市里了,现在就被套牢了就大喊大叫,大家想想美国老百姓有多命苦吧:因为政府提供了退休金投资的减税优惠方案,美国老百姓把退休金大量放到股市里。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华尔街银行家们的薪水丝毫不受影响!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2008年他们的奖金高达184亿美元,几乎跟大牛市的2004年差不多!读到这里,肯定有读者跟我一样都跳起来了:你们这些银行家还有良心吗?同样是高管,美国三大汽车厂的高管们为了能从国会争取到支持,宁可放低姿态,不坐飞机而开自己的私家车千里迢迢从底特律赶到华盛顿,甚至自愿减薪到一美元。同样是高管,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因为,从本质上,国际金融炒家是没有祖国的,他们的信条就是“造反有理”,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同时,他们也是异常聪明的,远聪明过美国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政策官员,因为他们能不惜血本招募到最聪明的人和最关键的人:一方面,我们不难发现美国财政部的历任财政多是华尔街特别是高盛出来的人,而做财长做得好的财长比如鲁宾,会得到他们的丰厚封赏,在卸任财长之后许以花旗集团董事长的爵位;另一方面,美联储的主席却向来都是从没有业界经验的经济学家中挑选,这样的直接好处就如同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所承认的,金融创新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我们永远无法充分理解所有的产品和交易,与此同时,我们的监管根本跟不上业界的脚步。市面上有本讲述一位华人在美联储工作经历的书,大家读读就明白了,被中国银行业视为风险控制圭臬的巴塞尔II协议是一个自发布那天起就陈旧落伍的垃圾标准。那么为什么美联储还不提高这一标准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连美联储这个美国政府里最懂金融市场的部门,都无法彻底搞清楚业界在玩儿什么! 整个这场超限战中,连美联储都被国际金融炒家一直牵着鼻子走,那么现在忽然又被他们打得晕头转向还很意外吗?那么,你相信中国政府、俄罗斯政府、冰岛政府以及各国企业或是美国老百姓,比美联储主席还聪明吗?那么,他们这场超限战究竟在玩儿什么呢?这场局究竟是怎么步步为营布下的呢? 1,生产者:随着中国和越南相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商品市场忽然间充满了廉价的劳动力,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曾经是美国通胀的主要源头。现在美国再也不用担心物价上涨了,因为哪个行业的工人要涨工资,企业老板就会把这生产全直接外包给中国、越南或者印度去。不过问题没完全解决,首先原料怎么办?有巴西、澳大利亚提供源源不断的铁矿砂,有智利这种南美国家源源不断供应铜矿石呢,所以好解决。那么最后的问题就是怎么便宜运原料和制成品呢?没事儿,本来石油输出国组织就在美国控制之下,现在要清理的就是那些游离这个组织之外的产油国了,先把伊拉克占领了,再把航空母舰开到伊朗和委内瑞拉,随便再把俄罗斯拖进世界贸易组织。就这样,新兴市场包括中国陷入了第一步,注意,这不过还只是“口袋阵”的开始。 2,美联储:格林斯潘在2001年成功“扼制”了科网泡沫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后,在一片捧杀声中迷失了方向。美联储在调节利率水平的时候,本来只看通货膨胀率没有抬头就可以了。我再强调一遍,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曾经是美国通胀的主要源头,但是利令智昏的格林斯潘还是只盯紧通货膨胀率本身以及劳动力价格指数。这样他坚信当时的利息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也不会带来太大的通货膨胀风险,所以根本不需要调高。就这样,美联储被套进去了,开始采用低利率政策了。 3,消费者:如果美国消费者不买金融炒家的帐,那么这场阴谋还不会得逞。但是,美国消费者却买中国廉价产品的账(美国消费者和中国生产者挂钩了)!可是如果美国消费者没钱了怎么办?问题就出在这了!有人会跟你商量,这样吧,我先帮你买了,你以后按月还给我就一点点行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假如是你每个收入一千块,以前你得攒钱半年才能买台六千块的大屏幕电视,现在你只要大笔一挥,答应接下来的两年里每个月还人家两百五十二块六,这电视现在就能搬回家了。这多出来两块六就是利息,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六千多块钱的大电视,一个月多付这么点儿钱,忍上两年就行啦?没错,只要美联储依然维持低利率政策(美国消费者和美联储挂钩了)。直接后果是什么?就是你现在恨不得立马再买上三台电视,当然了,电视有一个就够了,那就再换个手机吧,多买两套衣服,结果发现手头的闲钱还是比利息多得多。就这样,美国老百姓上瘾了,从买汽车到买房子,从买家电到交个税,都离不开了信用卡,离不开消费贷款!从此以后形成了可怕的泡沫消费,从而造成我们中国出口旺盛的假象。 4,资金链:但是,有个问题好像被忽略了,那就是谁是这个给美国老百姓借钱的人呢?你我,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既不敢借,也不肯借。不过,国际金融炒家却还是把中国装进去了!还连带让我们中国成了替罪羔羊,你别不信,美国财长保尔森1月1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时,抛出了所谓的“中国责任论”的观点,美联储局主席伯南克《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中国储蓄帮助吹起美国泡沫》也提出过同样的观点来抨击中国是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你看看中国老百姓世界第一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把钱都借给国有银行了,国有银行把钱借给企业了,企业赚的人民币还存在银行了,但是赚的美元却因为中国特色的外汇管理体制而被强制结汇留在了国家外汇储备里!而国家外汇储备大部分却都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于是中国人民给美国制造廉价产品赚的那点血汗钱又反过来都借给了美国政府。美联储不加息,所以美国政府付给中国的利息也奇低无比。美联储为了在中国购买国债的时候利息不被抽高,于是启动公开市场操作,直接结果就是把钱反手注入了美国的银行间市场,由此把钱交给那些嗷嗷待哺的美国老百姓,而完成了由生产者,到联储局,到消费者的资金链条的完整建立,他们实在太厉害了。当然,中国不是唯一一个被算计的国家,中东卖石油赚的美元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又回流到美国。国际金融家就在这一个个环节中雁过拔毛,攫取了大量的利益。不过,请注意,这还只不过是战事刚刚开始! 他们完成了资金链条的构建之后,开始反过来对付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了。 1,俄罗斯:以社会主义国家俄国为例,其经济决策的内在缺陷,让国际金融炒家找到突破口。俄罗斯的发改委,叫经济发展部,他们当时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希望透过高能源价格和低廉的国际资金做大做强。其结果是,不知不觉,能源价格在金融炒家操纵之下拉到了147美元一桶,表面上让俄罗斯大型企业透过能源出口赚钱了,实际上是透过国际金融资本以及低利率对这些大型企业的借贷,而取得俄罗斯大型企业的股权作为抵押品。他们哪里知道全部上套了,如此精巧布局,让你赎都赎不回这些股权。 2,中国:当然,他们也不忘记把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给套住,他们同样透过拉抬油价到147美元一桶的方式,造成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恐慌,进而鼓动中石油,中石化,中铝以高价收购矿产资源公司、再鼓动中国的航空公司、深南电,中信泰富签下不公平的套期保值合约。 3,美国:对美国,他们也没有丝毫的仁慈。想当年,索罗斯狙击英镑,就是从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国库里抢钱。那么,这些让美国总统为耻的人还会对他和他的人民心慈手软? 3.1多年来,他们给老百姓设下的圈套就是:如果你有房,把房子在高价抵押掉,你能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来消费;如果你没有房子,我就以极低的利率吸引你来跟我借钱买个房子,虽然在利息都还完之前,房子是属于我而不是属于你;如果你甚至都没有资格借到钱 ,那么我用高达1.3万亿美元的次级按揭贷款来请君入瓮。 3.2他们给企业下的套就是:尽量造更多的车吧,卖给那些本来买不起的人,因为我会给他们提供贷款;同时,卖第二辆、第三辆甚至第四辆给那些已经有车的人,因为我还会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贷款。使得美国三大汽车厂盲目的扩充,为日后的崩溃留下了伏笔。 3.3他们给那些不属于自己小集团的银行和金融集团也下了个套:我把这些房地产贷款、汽车贷款、次级按揭贷款、信用卡贷款甚至贷款的贷款都打包变成债券乃至次级债券,再搞出各种各样的衍生产品,把购买者给套住。当然,也顺便给中国银行这类购买房利美债券的外国金融公司下了套,并由此给妄图收购外资金融集团的中国平安下个套。 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们都不需要自己去按动那个“核按钮”了,因为他们太熟悉整个体制了,他们太清楚有人会帮他们完成最后这步的。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静静地把钱揣在口袋里离开市场,静静地看着美国市场的繁荣假象的破裂吧。 第一步: 美联储据开始提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了,因此次级债的借款人开始还不起钱了,次级债危机开始了。那些曾经购买过次级债的个人,公司,银行,和国家开始亏损了,美国金融危机开始扩大了。中国开始受到了连累,中国政府购买次级债损失了3760亿美金,平安保险亏损了90%。。。。。。。。 第二步:他们把油价拉高到147美元一桶的时候,一个幕后的黑手推动着美国国会去调查油价,于是147美元的油价轰然倒塌了,然后就等待俄罗斯政府惊慌失措、紧张兮兮地找他们去高价赎回这些抵押出去的股权吧。等待中国政府去出面为中石油,中石化,中铝以高价收购矿产资源公司买单、再为中国的航空公司、深南电,中信泰富签下的套期保值合同买单吧,中国开始受到了连累。 第三步:美国金融危机开始扩大后,美国老百姓信心开始崩溃了,泡沫消费破裂了,使得美国第三季度GDP下跌0.5%,第四季度GDP下跌3.8%,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过剩产能问题曝露了,经营难以为继,必须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援。中国开始受到了连累,过去美国的泡沫消费吸收中国高达35%的GDP的过剩产能(简称出口创汇),现在逼得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大面积倒闭。 我最佩服金融炒家的原因是他们还能全身而退,他们甚至不需要担心会玩火烧掉自己,因为他们知道政府最怕什么,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新兴市场政府。所以,他们不用担心货币市场因而崩溃,因为他们知道美国政府一定会出钱搭救,而且是必须把钱借给他们才能真正搭救。这还是因为他们清楚,美国老百姓的退休金都在资本市场里,因此政府不得不救,并且他们控制着大部分的交易量,因此必须把钱借给国际金融资本,例如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已经用掉的一半当中的95%就是资助金融机构。读者们,这就是美国政府救市的真正本质意义。 这样,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面雷曼兄弟三番五次申请变为银行控股公司而被一再拒绝,另一面雷曼兄弟倒掉了几天之内高盛和美林就变成了银行控股公司从而获得美联储窗口拆借这样的直接巨额支援。大家看看这份路透社整理的资料()吧,你会惊奇地发现高盛的人控制了美国的财政部和交易所等公共机构的方方面面,而且掌握着大型的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同时可以看到,美林、花旗和美国国际集团这些获得注资的公司,其高管莫不是与高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而言之,对于国际金融炒家,危机是机遇,而对于余下的所有人,这却是空前的威胁与灾难!面对这空前的挑战,中国的政府、企业乃至个人如何应对,2009年的股市和楼市怎么理解,请参见本书余下的那些章节。

08年金融危机出席的救市政策,是什么地方出的呢!

图/视觉中国

文 | 邵宇 陈达飞

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历时两年,OECD国家整体产出缺口尚未弥合,供应链和劳动力带来的供给侧负冲击仍是主要解释。2020年-2021年的通胀压力来自负向的供给冲击叠加正向的需求冲击。2022年是需求政策退潮的一年。美国的通胀率原本应该在一季度末或二季度初出现拐点后进入下行通道,但俄乌冲突可能会延迟拐点的到来。此外,国内疫情的反弹是全球供应链的新的扰动项,又增加了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在3月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决定加息25个基点,并宣称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缩减资产负债表(大概率是5月)。按照利率点阵图,美联储全年或加息7次(每次25个基点),这意味着剩下的6次会议都会加息。当然,在随后的公开演讲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声称,合宜情况下加息幅度会超过25个基点(如50个基点)。相比2013年-2019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周期,本次可谓“急刹车”。虽然2021年8月发出缩减购买(Taper)信号和11月实施的时候并没有像2013年那样引发金融市场的恐慌,今年“快进的”加息和缩表不仅可能引发恐慌,还可能提前终结美国的复苏进程。再考虑欧洲的通胀压力,以及中国在“三重压力”之外新增的防疫压力,2022年全球经济不容乐观。

从出口的商品结构而言,燃料(原油和天然气等)占俄罗斯出口的比重约为50%,食品、农业原材料、矿石和金属等产品占比约30%,机械和运输设备及其他制成品占比约20%。乌克兰的出口以食品为主,占总出口的比重为45%,机械和运输设备及其他制成品占比略低于40%,余下主要是矿石和贵金属等。俄罗斯燃料出口当中的55%到欧洲,40%到亚洲。乌克兰食品当中的53%出口到亚洲和大洋洲,33%出口到欧洲。可见,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影响主要通过大宗商品渠道,其对供给侧的负向冲击可能中断正在修复的全球价值链。

在初期,新冠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冲击是对称的,表现为量和价的同步下行,其后之所以表现出以供给冲击为主导,是因为外生的政策刺激改变了供求关系。通货膨胀就是供求缺口的响应。这与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显著不同,它以需求冲击为主。而且,由于发达经济体金融复杂性和相互依赖度更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弱(尤其是对外开放度不高的经济体),在之后的复苏中也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中国)。这一次,由于生物医学技术和政策空间的差异,(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在疫情冲击面前表现得更脆弱,复苏进程也更迟缓,绝大多数经济体至今仍未回到疫情之前的潜在增长路径。

疫情扩散、刺激政策和宏观经济三个周期之间的错位是理解疫后世界经济的重要线索。由于不同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有不同的分工,这种周期的错位使得全球价值链恢复所需的时间和难度远超预期,使得复杂度高的产业链或制成品持续面临关键中间品或原材料的短缺,如 汽车 产业链中的芯片等,进而导致相关产品价格的上升。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美国生产商反映芯片缺口在2021年2月达到峰值后趋于下行。由于乌克兰是氖气(芯片原材料之一)的重要出口国,俄乌冲突也会对芯片和 汽车 产业链产生扰动。截至今年初,美国 汽车 等交通运输品价格涨幅仍维持在20%以上,在2月CPI涨幅(7.9%)中贡献了3.9个百分点,贡献率50%。

美国的通胀压力在全球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欧元区(图1)。由于基期的原因,2021年4月美国核心CPI同比跳升至3%,经过三季度的暂时修整后,去年10月至今持续攀升,2022年2月已经达到6.4%,为40年来新高。英国自2021年8月突破3%以后一路上扬,11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以上。欧元区在去年10月突破2%,有可能在今年3月突破3%。由于内需偏弱和政策刺激不强,中国通胀压力主要体现在上游(PPI通胀),CPI压力不大(但今年上下游传导压力或强于去年)。日本通胀读数自去年4月开始回升,9月后由负转正,2022年2月为0.6%,压力也不大,中长期而言,超老龄化 社会 对应的往往是通缩压力。

1978年2月,米勒接任美联储主席,将FOMC武装成了卡特的支持者。他们坚信,只要失业率在5.5%以上,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通胀。1978年底,通胀率突破9%,米勒认为,强势的工会、私人部门的工资和利润上涨应为此承担责任。时任CEA主席舒尔茨在1978年初写给卡特的备忘录中称:“我们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正在升温的迹象,也不认为其在两年内有加速的可能”。1979年,石油危机再次来袭,经济陷入滞胀,FOMC仍然不愿意收缩货币。1980年初,通胀率站上了15%的高位。

大滞胀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是不同因素之间的接力,既有石油冲击等供给侧因素,也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和工资上涨等需求侧有关,还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美元大幅贬值有直接联系。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为越南战争和“伟大 社会 ”计划融资成为白宫的首要事项。

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当时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1966年初,美国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后加速攀升。在等待政府增税提案的过程中,时任美联储主席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一次次地推迟加息。1968年末,失业率下降到3.4%,马丁开始紧缩货币。经济应声走弱,GDP增速在1968年二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1970年四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970年底的6.1%(图2)。这似乎坐实了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截至1970年初,通胀已经超过6%。

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由尼克松提名的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主席。两人风格迥异。马丁是保守派。伯恩斯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认同凯恩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进行价格与工资控制)管理总需求,进而稳定物价。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在价格黏性的假设条件下,美联储增加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伯恩斯上任后,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进程。伯恩斯希望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支持,来换取政府的工资-物价控制以稳定物价。

1973年初,通胀卷土重来。价格管制法案4月到期。伯恩斯建议尼克松扩大价格管制范围,要求对所有价格、利润和利率实施冻结。由于经济回暖,价格管制不仅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制造了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行。10月石油危机爆发前,美国CPI增速已经达到7.4%。1974年4月,国会任由价格管制法案到期,通胀率在年底突破12%。伯恩斯仍然认为货币政策不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转而无端指责财政赤字。这是因为,在工资和利润管制情况下,成本推动假说不攻自破。

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被迫辞职。1974年8月9日,福特就任总统。福特执政期间,货币政策整体偏紧。到1976年底,CPI增速下降到4.3%的低点。吉米·卡特于1977年初接任福特,带着他的经济刺激方案走马上任。其经济智囊也基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如拉里·克莱因,激进思潮卷土重来。1978年“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案”(《汉弗莱-霍金斯法案》)重新表述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联邦储备系统的董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应保持长期增长的货币和信贷总量,以有效促进最大就业,稳定的价格和温和的长期利率等目标的实现”。在实践中,就业摆在首要地位。

伯恩斯的观念并没有转变。他并没有认识到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仍然固执地试图通过影响卡特政府的财政与收入政策,来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卡特执政后,FOMC的焦点是刺激经济增长,1977年7月的会议是典型的因为担心影响经济复苏而不愿意加息的案例。9月,M1增速再次突破8%。

1978年2月,米勒接任美联储主席,将FOMC武装成了卡特的支持者。他们坚信,只要失业率在5.5%以上,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通胀。1978年底,通胀率突破9%,米勒认为,强势的工会、私人部门的工资和利润上涨应为此承担责任。时任CEA主席舒尔茨在1978年初写给卡特的备忘录中称:“我们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正在升温的迹象,也不认为其在两年内有加速的可能”。1979年,石油危机再次来袭,经济陷入滞胀,FOMC仍然不愿意收缩货币。1980年初,通胀率站上了15%的高位。

将大通胀完全归因于两次石油危机是一大误识。它是一场接力,起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始作俑者,石油危机只是最后一棒。 1966年《劳动法》修正案对工资的拉动,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尼克松物价管制导致的供给短缺等都贡献了力量。激进的进步主义思潮和凯恩斯主义分别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武装了政府和国会。马丁孤掌难鸣,伯恩斯态度暧昧,米勒唯首是瞻,被政治化的货币政策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

从疫情后美国通胀的成因、鲍威尔主政的美联储的政策应对、拜登政府的政治诉求和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会发现,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WTI原油价格相比疫情前翻了一番,俄乌冲突仍可能进一步推升油价;鲍威尔在2021年三季度以前都宣称“供给侧结构性通胀”是临时的,货币政策持续走在市场曲线的后面(behind the curve),根据新货币政策框架修订的泰勒规则的指示,美联储应该在去年二季度开始Taper,去年四季度开始加息,实际进度晚了半年。模型显示,当前通胀和失业率组合对应的联邦基金利率约为1%。

拜登赢得总统大选借助了民主党进步派的力量,其政策也具有明显的进步主义倾向——与罗斯福-约翰逊时代相似,缓解不平等在其政策目标函数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白宫经济部门当中,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塞西莉亚·劳斯、成员杰瑞德·伯恩斯坦,及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OMB)主任尼拉·坦顿等都持有进步主义政策主张。在经济理论方面,近年来兴起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将凯恩斯主义推向了极致,疫情后美联储购买国债的行为被认为是MMT的实践。

笔者曾在2020年的文章《通胀归来,还是通缩-债务螺旋?》中指出,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利率、就业与物价的部分趋势性因素——全球化、价值链贸易和人口——在后危机时代已悄然出现临界点。左侧是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胜利,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利率和期限溢价持续下行,工资增速停滞,收入分化加剧,劳动份额下降;右侧是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复兴,名义利率降无可降,失业缺口转为负值,通胀中枢或明显上升,其中短期压力甚于长期,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或再次转向陡峭……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制造业产业链加速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采取的超大规模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或许就是点燃通胀的烈火。

当下,已经不再有人宣扬MMT的神奇功效了。鲍威尔也开始正视通胀的持久性问题,计划用三年时间(到2024年)将美国通胀降至2%。抛开大宗商品涨价输入性通胀压力,美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与房价/租金上涨的压力也不可小觑。 通胀的演绎及美联储对策,对美国及全球经济是否会陷入疫情之后的“二次衰退”至关重要。

防范全球经济“二次衰退”风险

国债无风险利率的期限结构是判断美国经济是否会进入到衰退周期的最重要的单一变量。它反映的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立场——长短期利差倒挂表明货币政策偏紧,反之则偏松(与仅仅观察联邦基金利率的升降不同)。以1年期与10年期国债利差为参考,在过去60多年里,除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次例外情况,每次利率倒挂之后都出现了衰退。而这一例外情况之所以出现,主要原因是约翰逊总统上台后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利差倒挂往往出现在失业率和核心CPI的交叉附近(或接近交叉,失业率向下,CPI向上)。这一情况也正在发生。去年11月以来,1年期利率开始上行,今年初以来显著加速,离利差倒挂还有85个基点的空间。在利差倒挂前夕,失业率会开始上升。一般而言,在加息过程中,短期利率上行速度会更快。 如果美联储退出非常规政策的节奏和利率上行的速度过快,美国将面临二次衰退的风险。在最新的GDP预测中,美联储已经将美国2022年的GDP增速从去年底预测的4.0%下调至2.8%。

鉴于欧债危机期间过早加息和过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教训,欧盟在应对新冠疫情时政策更加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性也更好。又因为早期通胀压力较小,欧央行在缩减资产购买和加息方面也更加保守,疫情期间的疫情紧急购买计划(PEPP)和资产购买计划(APP)和零利率政策仍维持不变。由于欧洲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依赖度较高,面临的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也较大。欧央行不得不重新评估通胀的持续性问题,有可能提前进入退出流程。从经济的综合领先指标来看,欧洲经济增速的高点出现在去年三四季度,但经济规模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潜在增长路径。如果欧央行提前退出,很可能终结本就迟缓的复苏。除此之外,欧洲还面临新的难民潮问题。

中国是疫情期间全球价格的“稳定器”。分地区而言,美国的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进口价格指数)主要来自加拿大、欧盟和墨西哥等,中国(和日本)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价格指数始终平稳运行。 这既得益于中国有效的防疫政策,也与中国价值链的完整性和国内保守的刺激政策有关。中国的政策以保市场主体为主(减税降费+信贷支持),以此间接地实现保就业和保民生,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生产端强于需求端。以美国为代表,西方国家的政策以直接保民生为主(直接给居民发钱),同时利用货币政策保持市场主体不发生流动性危机,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需求端强于供给端。中外正好形成互补,于中国是外需补足了内需,于海外是中国的供给补足了它们自身供给的不足——世界工厂地位得到了彰显。但这一结构政策出现变化。中国正在受新一轮疫情的困扰,生产与需求双双承压,而海外经济正在全面重启,需求动能不减,供给能否衔接得上?情况不容乐观。国内三重压力未解,又添疫情,稳增长压力更大。

萨伊称,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反之,供给不足也会消灭需求。全球价值链贸易曾经源源不断地为发达国家输送廉价的制成品,但新冠疫情扰乱了价值链分工,使得原材料和耐用品价格持续攀升,通胀卷土重来。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制裁与反制裁进一步增加了价值链的脆弱性,可能终结来之不易的修复。2022年,供给侧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拐点何时出现至关重要,其对下游生产和终端消费的影响还将逐步兑现。

所以需防范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二次衰退”,尽管它可能不像第一次那么剧烈,也不会马上到来,关键看三个变量:俄乌冲突走向、中国疫情的扩散和美国与欧央行的货币政策退出的节奏。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编辑: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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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原理如下: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区域的观念开始模糊,世界是一个互相依赖的共同体,我依赖你生产的袜子,你可能依赖我生产的矿石。

在一个岛上有一群人,岛上除了几样产量不大的生活必需品以外什么也生产不了,岛上的居民用一种叫RMB的贝壳,作为钱来花,就是椰子一个3贝壳,淡水一桶5贝壳等等。这时大家想生活的好一点,可是岛上又生产不出这么多东东。于是就想用自己的劳动力和别人换。

这个岛不远处有一个大岛,上面什么都有,人家使用一种叫做USD的贝壳做交易,于是小岛上的居民就到大岛上的工厂游说,我们这里工资低,原料便宜,没有土地使用费用,还免税,到我们这里来投资吧。大岛上的有钱人觉的有道理就试着在小岛上开了一些工厂,可是马上问题就出现了,小岛上RMB和大岛上的USD是2:1的,也就是说在小岛卖2个贝壳的东东在大岛也要卖1个贝壳。大岛虽然有许多劣势但是因为工厂多,上下游配套的运输成本低,加上工人熟练,成本和小岛的产品没有太大的价格差。这个时侯小岛的酋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岛上的巫师忽悠大家,小岛上的贝壳和大岛上的不一样,大岛上的有神力,所以值钱,我们的贝壳和他们的贝壳要8:1才合理。大家一听原来是酱紫呀,于是就用自己的8个贝壳换大岛上的一个贝壳了。这样小岛上的物价和工资就是大岛上的八分之一了,大岛上的公司就纷纷到小岛上来设厂,赚了大钱,他们把钱汇回大岛上发展科技,然后再把发展好的产品在小岛生产。这样过了30年。。。。。。

慢慢的大岛上的工厂就越来越少了,全变成了科研基地,同时出现了为科研基地里的人服务的行业,像剃头呀餐馆呀驴友呀医院等等,当然还有HD区,呵呵。大岛上的居民有好多钱,而且他们知道小岛上的工厂可以为他们未来带来更多的钱,于是他们就拼命的借钱炒房子、炒股票、炒花生!!!反正有什么炒什么!物价开始飞涨了!小岛上的酋长一看呵呵赚钱的机会来了,赶快串通巫师,又把RMB和USD的价格定在了6:1,这样小岛的产品也普涨了25%。突然有一天大岛的人们发现所有的东东都炒不上去了,因为没有人接手呀,东西太贵,卖不掉了,于是赶快竞相压价,想把自己的东东卖掉,市场上一下全是东东没有买主。小岛上的工厂主一看自己生产的东东卖不掉了。只好关了工厂回大岛去。这一下小岛可炸了窝喽!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都是可恶的酋长和巫师搞的鬼,去找他们算账!!!这时候酋长和巫师更着急,怎么办呢?眼看着自己舒适的生活不保了。这时候巫师出了个主意。。。第二天酋长宣布进行一个聪明绝顶潇洒盖世全无敌的4万亿贝壳救市计划,就是让所有岛民都到岛上搬石头运到海边,再从海边把石头搬回来,每人每天1000 RMB贝壳,工资由酋长出!!!小岛的居民们马上激动万分统统流下了热泪,在歌颂了英明的领导,并跳了一段草裙舞以后就回家了。总算是解了酋长和巫师的燃眉之急,可是长此以往酋长虽然FB,也没有这么多贝壳往里填呀!巫师这时候又想出了一招。。。又过了一天,巫师出面了,他把大家召集起来说:“哎呀!我昨天被驴踢了,在朦胧中来到了仙界,见到了神仙mm,神仙mm说我们的贝壳和大岛的贝壳要20:1呀!要不然就有天灾海啸了!”大伙儿一听可吓坏了,赶紧按巫师说的做,这样小岛的贝壳和大岛的贝壳就是20:1了。。。

话说大岛的商人自从从小岛撤资之后回到大岛,每日精神恍惚,想想自己在小岛的生活那是多么惬意呀!每天XO喝着,鲍鱼吃着,还有小岛的美女陪着,何其快哉!现在又是何等凄惨!这一日收听大岛上的胡诌广播电台的广播,广播里说小岛为了预防海啸,已经将贝壳的比值降到20:1了,东西卖的好好好便宜呀!!!他赶快算了算,咦!要是这么便宜的话,在小岛设厂还是有赚的,于是他赶紧回去又在小岛设厂了。这时候小岛的居民听说工厂又开了,纷纷回到工厂上班,那个大岛的商人又赚到了,大岛的科研机构也重开了,于是循环又开始了。。。。

我国中小型出口企业现状(遇到的问题及原因)相关资料

近几年以来,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趋紧,资源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加快升值。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飙升,美国次贷危机拖累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减缓,我国出口的外部需求相对下降。在国内外形势趋紧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增幅逐步回落,出口企业(指以出口为主的生产加工企业,下同)承受的压力明显加大,特别是中小型出口企业出口下降,亏损和经营困难企业增多。本文主要对当前出口企业的困境做深入分析,力图客观、全面地把握出口企业情况。

一、出口增幅逐年回落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出口总规模呈现爆发性增长,从2002年到2007年6年平均出口增长28.8%。2007年出口总值跃上一万亿美元台阶,达12180亿美元,增长25.7%,比上述年均增长率低3.1个百分点。观察这六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年度的出口总值增长曲线在2004年达到峰值后缓慢下滑,从2004年的最高增长35.4%回落到2007年的25.7%,下滑近10个百分点。而其中,占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外资企业和集体私营企业2003年达到最高点后就出现转折,以后四年呈现大幅回落趋势;同期国有企业出口小幅增长,到2007年增幅达到新高17.5%。

外资企业出口增幅回落主要是加工贸易起主导作用。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幅度从2003年的41.4%缩小到2007年的21%,增幅下降20.4个百分点。而集体与私营企业出口增幅高位下滑,其主要贸易方式—一般贸易出口从2003年的78.1%回落到2007年的39%,下降39.1个百分点。国有企业的一般贸易维持平稳增长态势,加工贸易虽然占比重不到三分之一,但增幅提高较快,从2003年的增长1.5%提高到2007年的16.2%。

2008年1-4月,我国出口增幅进一步下降,出口总值增长21.5%,比上年同期回落6个百分点,比2007年全年回落4.2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外资和集体私营企业出口增幅分别比2007年回落1.6、4.5和6.5个百分点。在出口增幅回落的同时,各主要出口行业利润增幅趋缓,企业亏损面扩大,特别是中小型出口企业面临较大困难,一些地区出现企业关闭和外迁现象。

二、当前出口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

位于珠三角的深圳、东莞和中山市经济外向度非常高,是广东省乃至全国的重要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三市的共同特点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众多,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主要从事加工贸易,代工企业多,产品以出口为主;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已形成相互配套的产业集聚群。从三市情况看,目前出口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企业接受国外订单减少,出口增速回落。自去年下半年起,企业不敢接国外订单的情况开始显现,许多企业为防止汇率风险,还把长期订单改为短期订单,把大订单改为小订单,造成总订货量减少,出口量值下降。2008年一季度以及第103届广交会期间,企业进一步减少接单数量,降低生产规模。一季度,深圳和中山市出口总值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4.9%和8.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和6.2个百分点;东莞由于加工贸易占近九成,而加工贸易合同一般为一年期,出口暂时还未受影响。从主要产品看,三市的纺织服装、制鞋、箱包、家具、塑料制品、机械电子等传统大宗产品出口大幅回落或下降。如深圳箱包鞋帽出口增长3.9%,比上年回落16.2个百分点,家具及零件出口增长16.3%,回落23.7个百分点,服装纺织品出口下降14.5%。东莞家具出口增长1.7%,同比回落22.9个百分点,服装和衣着附件出口增长0.4%,回落20个百分点。中山塑料制品出口下降10%,灯具和照明装置出口下降2%。

2、出口换汇成本下降跟不上汇率的升值幅度,企业处于亏损边缘。出口换汇成本是指出口企业每取得一美元的外汇净收入所耗费的人民币成本,是企业进行出口盈亏平衡分析的重要指标,换汇成本高于银行平均汇率,出口效益为亏损,换汇成本低于银行平均汇率,出口才有盈利。因此从总体上说,换汇成本越低,出口的经济效益越好。一般来说加工程度较低的商品换汇成本较高,汇率风险承受能力较差,而深加工、附加值高的商品换汇成本较低,风险承受能力较强。

据商务部重点联系的全国千家出口企业调查,2007年累计平均换汇成本是7.36元/美元,其中广东为7.45元/美元,高于全国平均值0.09元/美元,但均低于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7.604元/美元,说明样本企业出口总体上还是盈利的。2008年开局形势发生变化,一季度千家出口企业换汇成本7.17元/美元,其中广东为7.14元/美元,接近或略高于同期人民币平均汇率7.1626,表明全部样本企业已处于出口盈亏临界点边缘。在广东省的样本企业中,纺织行业换汇成本为7.29元/美元,服装换汇成本为7.17元/美元,出口盈亏率分别是-1.78%和-0.1%,按企业的话说是“出得越多亏得越多”。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广东出口企业,其原材料和市场销售两头在外,国内产业链较短,加工程度不高,出口换汇成本虽然也在下降,但赶不上汇率升值速度,企业承受汇率风险的能力偏弱。

3、主要出口行业利润增速放缓,亏损企业增加。去年以来由于国内外形势趋紧,三市主要出口行业效益下滑,亏损增加。今年一季度,中山市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业工业产值增长9.0%;销售收入(1-2月份)增长3.6%,利润总额(1-2月份)下降12.3%,其中销售收入和利润同比分别回落7.9和182.3个百分点。东莞市家具制造业利润总额下降67.5%,亏损企业数增长22.6%;纺织业利润总额下降2倍多,亏损企业数增长24.1%;深圳市规模以上纺织制造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1%,亏损企业数增长36.4%。

三、当前出口企业面临的困难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客观上说,入世以来我国出口虽然高速增长,但是传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为此,我国政府结合“十一五”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进出口、汇率形成机制、劳动力、资源、环保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从长远看,这些政策必将促进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出口企业也将产生积极影响,但是短期内企业还不太适应,造成了暂时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出口导向型政策发生转变,企业难以很快适应。自2005年起相继对出口退税、加工贸易、出口暂定关税和配额管理等多项政策进行了调整,在2006年和2007年两年时间里,相关政策频繁出台,出口退税率调整达到6次之多,下调或取消出口退税的产品累计超过3000种;加工贸易政策调整5次,增补加工贸易禁止和限制类目录共计3300多个(十位税号)商品。其中,2007年7月23日,公布的《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除了新增商品类别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金属粗加工产品等多个行业外,还规定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2008年版的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再增加1816种商品;对钢材、焦炭等“两高一资”产品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和出口暂定税率,对特别重要资源如焦炭、粮食等实施配额管理等。上述政策从发布到执行,缓冲期较短,企业难以适应。另外,珠三角地区从事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生产的企业较多,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占压了大量资金,也加剧了企业资金调度困难。进入2008年以来,随着宏观调控由适度从紧转变为从紧,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达到历史最高点17.5%,收紧贷款规模,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一些企业即使能贷到款,利息成本也大幅度增加。 

2、企业生产运营综合成本上升,挤压了利润空间。

一是企业用工成本逐年增加。近几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企业用工数量大增,珠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供给趋于紧张,招工难、员工流失多的问题日益凸现,企业为招到工人和留住熟练工相应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特别是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要依法为工人上足“三险”,支付加班工资,造成企业用工成本普遍上升。同时一些地区相应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如2008年广州上调到860元,深圳上调到850元(特区内),东莞涨到了760元,中山涨到了770元。据调查今年一季度三市平均用工成本同比上升8%-10%,这对服装、家具、电子等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出口加工企业影响尤为突出,因为这些行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东南亚、南亚和拉美地区也有大量的廉价商品供应商,我国企业主要依靠低工资形成的产品价格竞争优势在明显下降。

二是原材料和能源等价格全面上涨。近年来,在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高涨的推动下,国内市场相关产品如石油、煤炭、钢材和农副产品等价格也大幅上涨,出口加工企业成本压力较大。石油价格上涨,带动化纤产品价格水涨船高,同时,国产和进口棉花的价格也在大幅上涨,东莞等地企业反映纺织原材料价格去年大约上涨了20%至30%;而熨烫衣服的蒸汽所需煤炭,几年前每吨价格大约是350元,去年已经升至680元,目前报价更高达780元;近期海运和陆运费用也有较大上扬,一季度北方港装运至广州港的海运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70%。

2008年一季度,广东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累计上涨8.1%,高于同期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4.7个百分点,延续了该省自2003年以来原材料购进价格涨幅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的态势,而且这种价格倒挂的差距自2007年以来逐月扩大。今年前两个月,广东省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同比增长19.2%,增幅比主营业务收入同期增幅18.8%高0.4个百分点,企业盈利空间进一步缩小。珠三角地区大量中小型出口加工企业,本来就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末端,价格转移能力较弱,纺织服装、轻工电子等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企业很难通过提价弥补成本,利润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 

另一方面,珠三角部分地区用电紧缺,普遍实行“停三开四”的电力供应政策,企业在停电时用自备柴油机发电,而油价的不断攀高也进一步增大了企业成本。

三是企业环保支出明显增加。许多中小企业在最初建设时生产工艺和设备上就存在先天不足,为日后的污染和高能耗的产生埋下了隐患,而原有环保政策的相对“宽松”又为这种模式的生存提供了可能,这种以牺牲环境而获得更高利润空间的经营方式,让一些地方自然环境日益恶化。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各级政府开始强化环境保护的执法和惩治力度,污水处理、废气回收净化等强制性环保措施成为企业运行的先决条件,对排放不达标企业和环境违法企业实施限期整改、依法关闭等措施,从根本上加大污染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如对纺织染整行业重点控制的COD、总磷、总氮和氨氮四大污染物提高排放标准,就将迫使企业既要从源头工艺流程上减少污染产生,又要在末端治理设施上加大改造力度,这些举措对于以前环保不达标或环境违法的一部分中小型企业来说,自然加大了成本支出。

3、人民币汇率升值加快,大批产品出口失去价格比较优势。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一季度升值4.1%,为人民币汇改以来季度最高升值幅度。到4月1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突破7元大关,人民币自汇率改革至今累计升值已达15.4%。近期由于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美联储大幅减息以及美元进一步走弱,人民币升值压力继续增大。珠三角地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家电、玩具、家具等产品出口大多以美元和港币结算,人民币的快速升值,直接导致这些行业出口竞争力下降,价格优势丧失。纺织企业从接单到交货一般需要近半年左右时间,而这一期间人民币升值侵蚀了大部分利润,虽然企业在接单时可以锁定远期汇率结算,但对汇率的涨跌幅度极难把握,由此给出口企业带来了难以预测的汇率风险和汇兑损失。另外,由于美元走势的不确定性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也相应增大,应对汇率波动风险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间接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本。

从主观上说,近些年我国大多数中小型出口企业靠薄利多销维持了庞大的出口规模,而忽略了自身企业素质和产品素质的提高,因此在现阶段成本上升、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步丧失等情况下陷入困境。

1、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一是自有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中小企业由于利润微薄,人才匮乏,很难培育自己的品牌和核心技术。据商务部调查,我国纺织品出口企业平均利润率仅有3%—5%,出口模式以代工为主,自有品牌只占10%左右。一些小型出口企业为跨国公司充当加工组装车间,靠跨国公司的知名品牌和销售渠道维持生存,出口产品单一,附加价值低,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和能力均不足。二是从业人员素质明显偏低。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从业人员中,从学历结构看,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约占40%,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11%。从专业技术职称看,有技术职称的从业人员约占10%,其中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从业人员约占5%。缺乏优秀人才或留不住人才,是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主要障碍之一。三是企业管理效力不高。在许多中小企业中,还没有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实行家族式管理,在管理上存在诸多的随意性,从而削弱了企业的管理效力,无法与先进的企业开展有效竞争。

2、信用基础较差,增大了融资困难。中小企业一般财务管理基础比较薄弱,透明度较差;自我约束力不够,经营方式粗放,经营规模小,风险控制能力不足;信用程度低,经营风险大,持续盈利时间短。这些不足导致很多企业无法达到银行的风险控制标准。而金融业由于实行谨慎原则,制定了相对严格的经营规则以保证其安全性、有效性、流通性。加之金融机构与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在搜寻适合自己投资方向的优质小企业时遇到的问题是,信息不足、风险过高、成本过高。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业务中承担的风险和获得的收益存在失衡,由此在贷款方面使中小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与矛盾更加突出,也对中小出口企业造成一定冲击。 2007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据商务部统计,全球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近80起,遭遇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17起。我国在连续多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后,2007年又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并且贸易摩擦领域不断延伸,从反倾销、知识产权等向产品质量、气候环境、反补贴等新领域扩展,每年技术壁垒对我造成的贸易损失达200亿美元左右。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趋缓的背景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针对我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继续上升。我国建筑陶瓷在印度遭遇反倾销调查;美国的对华纺织品限制措施仍在实施,监管力度和通过其他手段的限制措施将可能增加。2008年1月起欧盟对华10类纺织品数量限制措施虽已结束,但在市场转移和区域内贸易保护压力之下,仍会通过各种手段强化对华纺织品的限制;美国对中国的木质家具进口反倾销案每年复审一次仍在继续;今年美国玩具产业协会与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共同宣布了新的玩具测试和安全认证系统计划,该项计划已于5月1日正式生效,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玩具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而纺织、服装、家具、玩具等领域中小企业占据大多数,上述贸易保护措施对这些企业出口形成了较大障碍。

四、解决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困难需双管齐下

当前,解决中小型出口企业面临的困难,既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促进作用,更有赖于出口企业自身的努力。

从政府层面讲:

首先,要充分认识出口企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出口规模从小到大,出口企业由弱到强,经历了艰难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9年至2007年,我国出口年平均增长18.1%,其中入世以来的6年间,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上升到28.8%,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从1%上升到21.5%,六年平均贡献率为13.25%,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这其中出口企业功不可没,特别是中小型出口企业发展迅猛,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也无论是加工贸易企业,还是一般贸易企业,它们都构成了我国出口的主体力量,成为最有活力的经济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市场繁荣、结构调整和扩大就业的重要基础。

其次,促进贸易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需要有一个过程。促进贸易增长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化,从简单加工装配向高新技术、高级产业转化都需要时间,这里即有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也有经济政策和法律环境的完善。改革开放三十年逐步形成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格局和区域格局不太可能在三五年内就被扭转过来。例如珠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产业链,一些企业搬迁到内地或越南,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减轻环保压力,但不完整的产业链导致原材料配套成本和交通物流成本上升。目前,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我国是人口大国,就业压力非常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吸纳普通就业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也一直维持在50%以上,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价值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部门应加强引导,间接调控,给企业一个适应和自我调整的空间。

第三,积极帮助企业转型升级,渡过阵痛期。一是提供信贷支持。改善中小型企业的融资环境,如继续鼓励和大力发展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改善中小型企业资本金来源不足的现状;大力发展中小型商业银行,推广担保体系市场化,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提供更为丰富的融资渠道等。二是给予减免税扶持。对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的企业和新产品研发企业给予一定的减税优惠,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对于从事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产品生产的企业,也要多加引导,督促其尽快转型升级。三是鼓励企业创新发展。东莞某镇采取引导企业提高研发设计、品质监管和营销策划三种能力,加快推进毛织业实现从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从生产基地向区域集散基地转变,并对企业打造自主品牌给予奖励;中山某镇由镇政府集中力量研发新产品新工艺,然后低价转让给本镇企业使用,不仅提高了本地产品的技术水平,也避免了中小企业创新力量不足等弱点,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从企业角度看:

一是适应形势发展,主动调整自己。作为企业必须认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不能产生寄希望于国家继续保护的错误认识,更不能持消极观望态度。自觉变压力为动力,主动适应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适应国际贸易中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手段,根据自身具体条件,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二是努力提高竞争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努力调整组织管理模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克服家族式管理的随意性,自觉向现代企业制度靠拢。另一方面,高度重视自有品牌建设,扩大研发投入,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积极寻找外援,借助于科研机构和当地政府力量,培育自主品牌,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价值,扩大市场占有率,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不是太新 但愿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