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时代城周大福金价_周大福y时代

明朝的资料非常全了。。。清朝的有需要在问我吧。。浪费时间。。。

在明代，一个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两半银子就够了

从宋朝时候开始实行的货币制度：一千个铜钱串成一串,叫一贯，也叫一吊钱。

正常情况下，古时通常说的1贯钱或1吊钱就是1000文。

1两黄金 = 8~10两白银

1两白银 = 10钱银子=100分银子=1000文钱 = 1贯或1吊

兑换关系：铜钱、白银、黄金之间的兑换比例就像现在的外汇价格一样，是常常变动的，不像1元钱等于100分这样明确。 1两白银大约可换到1000~1500文铜钱。

明朝米价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后基本上一两银子可以购大米二石。《明史·食货二》：“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明代一石约等于现在的94.4公斤。

1.景泰时期，北京银价一贯铜钱一两，南京对卖二贯，在宁波可卖三贯。

在北京收买银子，到南方出卖可获三倍之利.。

2.景泰时期，日本贸易使团进入会同馆后，按规定在馆内互市五天。但是，为便于外国贡使观光京城市容，会同馆每隔五天开放一天。为了防止外商乘机在会同馆外交易，才设有前述第三点的规定。尽管规定较严，但日商仍可利用明代南北物价的差别，进行投机赚取巨利。例如景泰时期，北京银价一贯铜钱一两，南京对卖二贯，在宁波可卖三贯。因此，日使团大会在北京收买银子，到南方出卖可获三倍之利，再以此钱买丝回国，又可赚几倍之利。丝是日本自明进口的大宗货物。在日本一斤丝，价五贯文，钢一驮(产铜地方)十贯文，一驮铜可换丝二斤。但一驮铜在明朝可换丝八至十斤，按日本丝价换算可卖四十至五十贯，即获四至五倍之利。如果用金购买，也同样赚利；日本金十两价值三十贯文，只买丝六斤，在明可换丝二十四斤至三十斤，按日本价格换算，可卖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贯，同样是四至五倍的巨利。这样，日商在北京买银卖铜，在南方买丝，贩运回国，大赚其利。因此，有二次入明经验的掳叶西忍后来回忆说：“唐(指明)船之利，莫过生丝”。这种情况，是日使团所有成员都希望到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

楠叶西忍总结其两次入明的经验说，如果有一百贯铜钱，可买十余种在明最畅销的货物赴明，然后再买回在日本最畅销的货物回国，这往返之利是无法估计的。

回赐：

日本勘合贸易代表团赴明的正式任务是进贡，在进贡之外附带着进行互通有无的贸易。但是，自明日建交之后，这种关系便被日本颠倒过来，进贡成为托词而贸易则是主要目的了。

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日本贡物

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百把、屏风三副、铠甲一领、筒丸一领、剑十把、刀一柄、砚笆一盒、文台一个。

这批贡物按当时日本的价格计算，究竞价值多少很难估计出来。但是，可以从史料中所反映的日本、明以及其他国家同时代或稍晚些的物价；作一个一般性的估算，大体上可以反映其近似值。

楠叶西忍曾在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和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以勘合贸易团成员身份两次入明。据他回忆，当时日本的金价为三贯铜钱一两，金千两相当于三千贯铜钱。

3.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辽东马市价格；上上马绢八正、布十二正，上马绢四正、布六正，中马绢三正、布五正，下马绢二正、布四正。按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大绢一正值钞五十贯、大布一正值钞三十贯、银一两值钞八十贯、银一两等于铜钱一贯折算，则上上马一匹价十二两五、上马一匹价六两二、中马价三两七、下马价二两七，平均约五两余。而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所贡之马，明援正统年间互刺国下等马例，每二匹按绢九正、纤丝一正价格计算，每匹马不过值银6两左右。再稍晚些，隆庆年间的北方马价平均在七两五左右。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顺义王进贡留边马近五百匹，因系初贡价格有所优待，每匹马十两左右。由此可知，从永乐至隆庆年间马价波动不大，建文四年的贡马以当时上马价计算，十匹马价银六十二两。

3、薄样千帖，日本文明八年(公元1476年)义晴将军的进贡物中，疏纸一枚价值二百文。薄样与疏纸不同，但都是进贡物品，暂时以每帖二百丈计，约二百贯。

4.扇百把，市价上等每把三百文，计三十贯。

屏风三副，每副三十五贯计一百五十贯。

剑十把，上好者每把一贯五百文，计十五贵。 次等2~3钱银子一把。

刀一把，上好者每把一贯七百文。 次等2~3钱银子一把。

砚管一盒，上好者二十四贯。

文台一个，二贯。

5. 硫磺一万斤，日本市价每斤八文(包括运费)，计八十贯。

金屏风三对，计一百五十贯。

枪一千柄，每柄一贯五百文，计一千五百贯。

太刀一百把，每把一贯五百文，计一百五十贯。

铠甲一领，按前计价五十贯。

砚一面并匣，砚一面五百文，匣一只一贯五百文，计二贯。

扇百把，计三十贯。

玛璃大小三十二块，计二百斤，大体上可值一千五百贯

6. 与日本贸易的价格：

纤丝五匹、纱五匹、绢四十四匹，统一按绢一匹价计，为二千五百贯。

红雕漆器五十八件，按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给日本将军附载贸易品墨漆泥金盒每件八百文价格计算，计四十六贯四百文。

盘十四个、台盘六个、香叠二副、花瓶一个，可按宣德八年(公元1431年)明礼部给日本同类进贡品价格每件八百文计算，计十八贯四百文。

桌器二桌，每桌十六件，可按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礼部给日本同类贡品抹金钢销价格每个六贯计算，计一百九十二贯。

葵花样鉴妆一副、碗五个，这两种无同类器皿可兹参考，但前者不会超过屏风的价格，后者可按盘、花瓶价格计算，计三十五贯八百文。上述各项合计近似值约为二千七百九十二贯六百文

7. 嘉靖时陈侃赴琉球造船价为二千五百贯.

8.永乐时期，对将军附载货物和使臣自进物品的官买，大体上按洪武年间的规定给价。第二期以后，因附载物品和使臣自进物品太多，官买给价时，则往往压价收买。所谓压价并不是低于日本市场价格；而是略低于明市场价格收买。这就出现价格争议问题，如果使臣不愿出售，则听其带回国或任其自行出售。以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议价为例。该次日本贸易团所附载货物由宫收买部分大致如下：

苏木，一万六百斤，日本市场价格每斤约五十至一百文，这次给价定为每斤钞一贯，计一万六百贯。

硫磺二万二千斤，日本市价每斤六文，加上本国运费共计八文。给价每斤钞一贯，计二万二千贯。

红铜四千三百斤，日本市价每驮(二百七十斤)五贯，每斤不足十九文。给价每斤三百文，计一千二百九十贯。

刀、剑三千五百把，日本市价上好者每把八百文至一千七百文广给价每把十贯，计三万五千贯。日本刀剑初期质量极好，深受明人喜爱成为畅销品。后来，贸易数量增加，质量低劣，给价也减低至一贯，但仍有盈余。

枪一条，日本市价一贯五百文，给价三贯。

扇二千二百把，日本市价一百至二百文，给价每把三百文，计六百六十贯。

火筋一双，给价三百文。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日使策彦周良曾在宁波买一双明火筋，价银一分三厘，约合七十五文铜钱。由此可知，给价比明市场价格高出三倍多。

抹金铜挑一百个，日本市价一贯一百文，给价六贯，计六百贯。

花砚每个、小带刀每把、印花鹿皮每张，各给价五百文。

墨漆泥金洒金嵌罗甸花大、小方圆香盒箱并香叠等物器皿，每个给价八百文。

贴金洒金砚匣并砚铜水滴每副给价二贯。

9. 公元1468年价格

苏木，每斤银七分，即铜钱七十文

铜，每斤银六分，合铜钱六十文

硫磺，每斤银五分，合铜钱五十文

刀剑，每把钞六贯

10.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时，一只福建肛日本价格值千金、鸟肛也值数百金，一部《批点通鉴节略》值四十金、《舆地记》值二十金，焰硝、铁、金皆二十倍利，其他锦缔、器物也获数倍之利。日本那时流行鹿皮上装与鹿皮袜，精致的染上各种色彩的鹿皮上装，上等者价银七、八钱，中等者价银四、五钱，下等者三钱.

11.江南稻米市价与国家折价相当，其时江南农民在市场上售米，每石获价银二两多，售一石之抵可纳一石粮之税银(官府每石米沼折二两)嘉靖二十七年辽东每银一两仅能买一斗三粮(《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七年六月条)。同年大同及山西三先虽然秋禾成熟，但因田禾不多，一两银仅买九斗米，到来春三月时，三两银才买一石米，边粮十分难买。

明朝的1石，大约相当于现在1.073石，即107公升。我不知道俸禄米一般是稻谷还是加工好的大米，不知道是粳米还是糙米，还不清楚应该用现在大米的收购价、批发价还是零售价。京官领到的俸禄经常是加工好的大米，当时叫做白粮。根据加工好的白米每石l60斤，明朝的1斤为590克的说法，l石白米为94.4公斤。

12.主要商品价格（只是平均价，各个时期上下浮动不一） 1担=100斤

粮食（米） 0.03两银/斤

棉花 5两银/担

棉布 0.3两银/匹

丝 169.3两银/担

丝织品 2两银/担

茶叶 200——-12.2两银/担

盐 0.018两银/斤

铁器 1.5两银/担

瓷器 15两银/担

绢 0.625/匹

13.明朝米价:

明英宗正统二年(1436) 米、麦(石)银0.25两(此系收田赋折合的数字，只能参考)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9) 仓米(石)1.4两(南京旱疫米贵，按仓米价较低，因米质较差)

明神宗万历时(16，17世纪之际) 白米(石)0.7-1两

明崇祯十四、五年(1641，1642) 米(石)3.6两(南京一带大灾时空前高价)；米(石)5两(上海米价)

明崇祯末、清顺治初 米(石)2-3两

14 徐霞客游记中所记物价及工资

徐霞客游记中间记物价及工资，均极可宝贵之经济史料。如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年）

九月初二日记云：“自黄草坝至此，米价最贱，一升止三四文而已。”

（滇游日记三）又己卯（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初十日记云：“又西半里，宿於蒲缥之西村，其地米价颇贱，二十文可饱三四人。”

（滇游日记九）又己卯四月十二日记云：“又西向平上四里馀而宿於橄榄坡，……其处米价甚贱，每二十文，宿一宵，饭两餐，又有夹包。”

（滇游日记九）此米价也。又戊寅九月初七日记以钱一文买梨三枚，其大如瓯，味松脆而核甚小。

（滇游日记三）又己卯七月二十七日记在永昌以银五钱买鸡糭六只。

（滇游日记十一）此梨及鸡糭之价也。又戊寅四月十九日记在黔雇力夫自随，平时予工资一分，遇负担时日予工资三分半。

（黔游日记一）又己卯五月二十六日记在永昌以翠生石畀碾玉者碾二印池一杯子，碾价一两五钱。

（滇游日记十）此又关於力夫及玉工工资之记载也。又戊寅三月二十八日记在丰宁旧司以盐易米而炊，

（黔游日记一）又戊寅三月三十日记在独山都匀间之南崖以盐少许易粉而食，

（黔游日记一）是黔境当时尚保持实物交易之习惯，惜游记未著盐米之比价耳。

景泰七年贡马驼、玉石。礼官言：‘旧制给赏太重。今正、副使应给一等、二等赏物者，如旧时。三等人给彩缎四表里，绢三匹，织金紵丝衣一袭。其随行镇抚、舍人以下，递减有差。所见阿鲁骨马每匹彩缎四表里、绢八匹，驼三表里、绢十匹，达达马不分等第，每匹紵丝一匹、绢八匹、折钞绢一匹，中等马如之，下等者亦递减有差。’”对照《明英宗实录》卷264中的内容可知，《明史》此段记载有误，应改为：“今正、副使应给一等、二等赏物者，如旧时三等例。每人给彩缎四表里，绢三匹，织金紵丝衣一袭”。这样句子才好理解。而《明史》中的“驼三表里、绢十匹”应改为“驼三表里、折钞绢十匹”。赏绢和赏折钞绢是不同的，前者是绢，后者是钞。景泰以前，明朝己有赏绢折钞之事。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九《市马考》载：“(正统)十二年，兵部奏：‘旧例，迤西迤北来归人口，带到马匹，给军骑操。中等赏钞三千贯，下等赏钞二千五百贯，各绵布五匹，绵花三斤。者赏绢衣一袭，或钞二百贯、绵布四匹，折准绢衣。’”(《弇山堂别集》，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14页。)绢衣折钞己有旧例，具体每绢折钞多少贯，查找不易。明俞汝楫等编撰的《礼部志稿》卷三十八所载：“凡折还货价，弘治间定各色紵丝每匹折钞五百贯，各色绫子每匹三百贯，各色纱每匹三百贯，各色绢每匹一百贯”。

<<>>里西门庆送夏提刑的那匹西夏马值七八十两银子．

＜＜鼓掌绝尘·花＞＞里的那匹胡种青骢能卖一千五百银子，约有三百三四十个银锭．

＜＜型世言＞＞里的四川皇木每株银三钱．

据冯梦龙＜＜甲申纪事＞＞搜集的文章了解到，长江下游的船价是中上游的两三倍．浙江米价数倍于南直隶．

7. 嘉靖时陈侃赴琉球造船价为二千五百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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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就是“封舟”的造价？

和英国“海上君王”号一个级别的船，仅2500两银。。。。。

拿封舟去殖民非常不错，可以吓倒很多土著。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