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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2.关于历史的问题
3.中国纸币的发展历史
4.中国屈辱的历史
5.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史实
6.中国签定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是在哪天？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以蒋、桂之间的战争拉开序幕的。
1929年2月19日，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发出决议，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师师长职务。同时派叶琪的第9师，夏威的第7军向长沙进兵。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外轮逃往南京，桂军控制了湖南。至此，桂系占据了两湖，接通了广西，势成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要与蒋介石较量一番。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蒋介石消灭白崇禧部的办法是，利用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军。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想向西北发展，这引起部下的不满。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乡，又都觉得当桂系的军官不光彩。蒋介石抓住这个矛盾，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复职的消息。唐生智在上海也活跃起来，派人向蒋介石表示竭诚拥护中央。蒋介石不但答应唐可重新指挥部队，还赏以巨款，并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旧部。
此时蒋、桂之战已在弦上，白崇禧计划率部南下浦口，配合李宗仁部攻蒋。但此时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并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北平、天津的火车车厢上。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
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受到旧部的欢迎。3月ZI日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设立总指挥部。蒋介石扶唐倒自计划完全实现了，这等于砍去了桂系的一只手臂。
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在广东做官。在政治势力的划分上他属于粤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士兵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士关系，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省兵力。李宗仁、白崇禧带兵远离广西之后，李济深与黄绍密切配合，使蒋介石无法插手两广。蒋介石要消灭桂系，不拆散粤、桂联盟是难以成功的，因此，蒋介石阴谋暗算李济深。
李济深本不想来南京参加三全大会。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特派吴稚晖、张人杰、蔡元培、李石曾四大国民党元老请李到南京来调停湘案。李济深信以为真。不料在3月21日晨，蒋介石突然下令将李济深逮捕，关押在汤山俱乐部。3月28日国民党三大闭幕的当天，蒋介石又派兵去抄了李济深在南京的住宅。全国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到处阅兵、演习，向地方实力派示威，李济深曾为此电责蒋介石。蒋介石因而对李怀恨在心。
蒋介石无理扣押李济深，引起各方面强烈不满。帮助蒋介石劝说李济深入京的吴稚晖和张人杰，首先怒气冲冲地跑到蒋介石的面前斥责他的暴行，然后他两人搬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以表示抗议。蔡元培、李石曾也谴责蒋介石毫无信义。广东将领群情激奋，蒋光鼎、蔡廷锴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立即恢复李济深的自由。又电邀黄绍宏到广州商议对策。但这时蒋介石已派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二人到粤活动，说服粤省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以貌似公允的两面派手法，用避免牵人战争为理由，把桂系孤立起来。随后，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8路总指挥。陈济棠从此主宰了广东。
蒋桂战起，各实力派多为自己打算，3月29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响应蒋槭?奶址チ睢K拇ǖ牧跸嫖?乐菇?槭?宰坊鞴鹣滴?胨拇ǎ?采?魈止稹?
冯玉祥在蒋桂战争中，采取两边应付的办法，桂系曾请冯协助反蒋，冯满口应允。蒋许给冯行政院长职位，冯为利所动，答应出兵14万助蒋讨桂。但冯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批讨逆布告，却不印所讨之逆为何人，只印“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之类的罪名。他的用意是蒋、桂谁败，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字，并企图先于蒋介石占领武汉。冯玉祥的这种态度，不仅害了桂系，自己也遭到蒋介石的暗算，受到双方责难。
蒋介石于3月29日亲自担任总司令，到九江指挥作战，讨伐桂系。何应钦任参谋总长。共出动3个军：刘峙的第1军，朱绍良的第2军和朱培德的第3军，并有14艘舰艇配合作战。
然而，蒋介石最拿手的办法是从对手内部收买叛将。蒋介石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蒋介石采用以派制派的方针从内部分化瓦解，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往往容易找到叛投者。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
蒋桂战起之时，李宗仁从上海返回广西，白崇禧正从塘沽逃往广西途中，黄绍宏坐镇广西，致使武汉军中无主帅。武汉前线总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这时李明瑞和杨腾辉已被蒋介石买通。同时蒋介石又通过朱培德争取张发奎，任命张为第1路军右翼军总指挥·，任务是叫张发奎抢在冯玉祥的前面占领武汉。蒋介石手令：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4军军长，拨发该部给养70万元，并应允事成之后：湘省一切要请芸樵（何键字）负责。何键立即发电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就这样，蒋、桂未经交战，桂系占据的湖北、湖南两省，从地方到军队，都已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郑介民在武汉市内指挥蒋系的特务，已经做好了内应的安排。4月6日，蒋介石到达武汉，他宣布：“兵不血刃而定武汉。”因为李明瑞带部队脱离了战斗，桂军几乎不战自退了。冯玉祥先于蒋而人武汉的幻想也破灭了。
蒋介石进入武汉之后，封官犒赏，发给李明瑞部大批现金。又在武汉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大骂叛逆。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蒋介石还在武汉单独召开了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蒋氏夫妇“盛情”款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职，并赠数十万巨款，开始作瓦解冯部的工作。
从武汉败下来的桂系第4集团军的残部，在胡宗驿、陶钧、夏威的带领下，退到鄂西，想联络四川军阀杨森。蒋介石岂能容他们在鄂西立足，他命张发奎、朱绍良、夏斗寅部追击，同时发出招抚桂系的《告桂系军队书》，称：“官兵如带械归来，各赏洋五元；官兵如为待手来归的一律收容；如能杀了你叛逆长官来归的，必得重赏官级。杀了你连排长，赏银百元官升一级；杀了团营长赏银五百元，升二级；杀了师长总指挥来归的，赏银五千元，升三级。于是，胡、陶、夏三人顶不住蒋介石的武力与金钱双管齐下的手段，三人同时宣布下野，部队听候改编。桂系第4集团军至此全部瓦解。
蒋介石“彻底铲除”桂系的战争是从5月5日开始的。蒋介石限5月25日前占领柳州，他又从武汉跑到长沙督战。此前蒋介石也曾诱迫过黄绍宏叛桂投蒋，但黄未能听命。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在蒋介石的紧逼之下，决定争取主动，以攻为守。在蒋介石向广西进攻的同一天，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黄绍宏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企图对粤作战取胜后打开新局面。李宗仁则去香港联系其他反蒋力量。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念进行血战，桂军失败，退回广西。白、黄在广西虽反复作战，但无力抵挡蒋介石从四面八方调来攻桂的军队，6月，白崇宏、黄绍宏由广西南端的龙州败逃越南，待机再起。
蒋介石铲除桂系的方针及其阴险手段，引起国民党各派系的极大震动，并感到惊恐。迫使他们各寻出路：或者奋起反抗，或者委身投靠，或者以两面派的手法左右去逢迎。
蒋介石倒桂得手之后，他极力拉拢阎锡山，加紧攻击冯玉祥，采用的仍是各个击破的策略。
冯玉祥本想利用蒋、桂之战，抢先占领武汉。但被蒋介石所窥见，早有了防备。冯玉祥的打算落空，还增加了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了。蒋介石占领武汉之后，立即调集了主力部队，准备进兵河南、山东，对冯系作战。
蒋介石为了铲除冯系，使出了全身的解数。首先，他开始大肆收买冯的部将。在武汉已把冯玉祥的老部下、最忠实的将领韩复榘收买。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到襄樊，给石友三送去几十万元，进行收买。石友三本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立即答应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后来，蒋介石又用同样的办法，收买了刘镇华、马鸿逵等部将叛冯附蒋。西北军在蒋介石的瓦解下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其次，蒋介石广泛散布谣言，制造冯玉祥勾结苏联、要南攻蒋介石并向山西发展打击阎锡山的舆论，挑拨冯、阎关系，使阎锡山半信半疑。再次，蒋介石企图诱骗冯玉祥入京，使西北军群龙无首。当时，蒋接连电请冯玉祥人京供职。冯玉祥明确表示他不去南京的根本原因是“恐为李济深第二”。同时冯玉样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冯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要求各部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冯军从山东、河南一律撤至潼关集结，迎击蒋军。冯军西撤之时，将归德至马牧集段13座桥梁炸毁以阻止蒋军运兵。
5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介石为主席，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下令查办。在这之后，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各项文告中，称冯玉祥为“统一之梗”，“破坏革命”，“阴险成性”，“反复无党”，“勾结苏俄”，“背叛党国”，总之是“十恶不赦”。蒋介石对他这位“死生不渝如胞兄”的冯玉祥，大有寝皮食肉而后快之意。文的、武的、正面进攻与内部瓦解一齐向冯玉祥的西北军打过去，使冯玉祥的处境十分困难。
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不敢贸然迎战，他突然宣布：“自5月27日起，所有各处电文，一概谢绝，从此人山读书，遂我初衷。”冯玉祥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目的是使蒋介石失去进攻西北军的借口，以保存实力，然后冯设法拉阎反蒋。冯玉祥这一招果然收到一些效果，蒋介石的武力进攻暂时停止了。但是，战场上的争斗立即转变为一场曲曲折折的蒋、冯、阎之间纵横的政治斗争。
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既媚蒋任冯，又拉冯抗蒋。媚蒋压冯，是想借蒋之力把西北军挤出豫、陕、他好称王北中国；拉冯抗蒋，是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抬高身价，阻止蒋介石进攻晋系。蒋介石为了各个击破，紧紧拉住阎锡山先把冯玉祥赶下台，然后只剩下晋系就好收拾了。冯玉祥要想抗拒蒋介石，必须联合晋系方能立足。这就是此时蒋、冯、阎三角关系的微妙之处。
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求阎锡山帮助他进攻西北军，逼迫冯玉祥出洋，冯玉祥只“入山读书”是不行的。阎锡山表示不主张内战，提倡和平解决。并扬言他要与冯玉祥相偕下野出洋。随后，他派人到天津订购船票，到日本安排住处，摆出一副决心引退的样子。阎锡山曾多次邀请冯玉祥到太原共商反蒋大计，但冯玉祥怀疑阎锡山别有他图，不敢贸然入晋。冯看到阎的上述举动，消除了冯的怀疑。阎又派冯玉祥敬重的老友李书城向冯说项，冯玉祥即决心人晋。6月ZI日，冯玉祥为了表示诚意，特带上夫人李德全和女儿，从华阴山动身去山西，于24日到达太原，受到阎锡山的热情接待。
冯玉祥到山西后，阎锡山并不认真地与冯商讨反蒋大计，却派人四处活动，准备出国的服装用具，似乎阎、冯即刻就要手拉手起身出洋了。这下可急坏了蒋介石。果真冯、阎并肩出洋，无疑是使西北军与晋军联合起来，蒋介石的各个击破的目的就难以实现了。于是蒋介石又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对蒋的委任不加可否，却又以更强硬的态度向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同时出洋，如果中央不批准，则坚决辞去国府委员的职务。蒋介石又急忙致电挽留阎锡山，并决定自己屈尊赴北平与阎锡山晤谈。这无形中使阎身价倍增。
6月25日，蒋介石到达北平，他要尽全力改变阎锡山脚踏两只船的态度。6月27日，蒋介石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锡山，请阎锡山赴北平与蒋商讨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一面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一面随同吴稚晖等人于6月30日来到北平。蒋、阎在北平经密谈，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阎的地位在军队中途提高到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阎锡山答应蒋介石尽快解决西北军，蒋、阎达成了共同对付冯玉祥的秘密协议。这时，阎锡山的阴谋才暴露出来。他是先把冯玉祥骗到太原，手握冯这张王牌与蒋介石讨价还价，一直要到蒋介石在北平许他任副总司令，价码才算要足了。
阎锡山于7月2日突然“得病”住进了医院，闭门谢客。7月4日他又退了去日本的船票。从此，阎锡山对冯玉祥也改变了态度。
他以冯住晋祠不便为名，将冯玉祥诱骗到建安村软禁起来。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使冯与外界隔绝。
阎锡山背信弃义的行为，受到其他派系的谴责。说服冯玉祥人晋的李书城搬进建安村与冯玉祥同住，表示对阎锡山的抗议。
冯玉祥被阎锡山出卖，噬脐莫及，却又不甘心坐以待毙。他已知蒋、阎有了新的交易，也不露声色，只想设法拆散蒋、阎的勾结，以寻出路。他在软禁之中，设法授意留陕主持西北军的宋哲元，要他绕开阎锡山，直接与南京政府接通关系，向蒋介石靠拢。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恨。冯玉祥被扣在建安村，军饷无法解决。西北本属贫脊地区，穷困万状，亟待接济。他们得到冯玉祥的指令之后，感到靠拢南京也是一条出路。于是，西北军在7月中旬派参谋长陈琢如到南京求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接济军饷。蒋介石认为西北军向他屈服了，瓦解冯系已经不需要借助阎锡山了。狡猾的蒋介石不知自己中了冯玉祥韬晦之计，于是，他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宣慰与点编冯玉祥的部队，安抚冯的部将，供应军饷。为了笼络西北军将领，蒋介石下令把已经被免职的鹿钟麟、薛笃粥、熊斌、唐悦良等人又请回南京。亲自召见、宴请。8月17日特任命鹿钟麟为军政部长。8月22日又任命冯的另一亲信李鸣钟为全国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从此，蒋介石与西北军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密切了。
1929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之后，阎锡山开始感到他自身也难保了。冯系靠拢蒋介石，更使他狐疑。他猜想蒋、冯可能已有新的交易，下一步将是蒋、冯联合起来对付晋系。阎锡山感到媚蒋压冯的方针有些失策，为了摆脱困境，他准备再走拉冯抗蒋的道路。
中秋节之夜，阎锡山亲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礼道歉，提出联合反蒋。冯玉祥指示宋哲元靠拢蒋介石，本为拆散蒋、阎联盟。冯见目的已经达到，遂欣然向阎锡山表示，愿摒弃前嫌，合作反蒋。9月26日，阎、冯同游五台山，以示重归于好。
这次冯间发动反蒋战争，采取的办法是：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指示西北军的宋哲元、孙良诚领衔发动反蒋。冯躲在幕后，以留回旋之地。西北军先发动战争，并拥戴阎锡山为首领，然后晋军再起而响应，共同反蒋。
10月9日，宋哲元等先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列举蒋之罪状，声言他们被迫起来反蒋。阎、冯即于10月10日复宋哲元等一电，称：“应从长计议，以求政治趋人正轨，仍望先行切实编遣，冀达诸同志救国之初衷，国事当由国人解决也。”宋哲元与阎、冯电报往来的目的，是要造成阎、冯与此次反蒋无关的假象，以掩护他们在幕后的坐镇指挥。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合发表拥戴冯、阎，讨伐蒋介石的通电。
宋哲元等人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所开列蒋之罪状均为事实，有一定的号召力。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但却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被蒋介石打败了，原因何在？主要有三方面：
一、蒋介石在财力、物力、兵力上都占优势。宋子文在宁、沪。浙一带筹集军饷，甚至把编遣公债也拿来打内战，因为中央掌握国库，财力充足。组织的慰劳队，带着20万现金到前线奖励官兵。而西北军穷得不能按月关饷。蒋介石还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装备，武器充足。还有德国的军事顾问献计献策。蒋介石以嫡系军队为骨干，还有许多投靠他的杂牌军，兵力也超过西北军。
二、在政治策略上蒋介石也压倒了西北军。国民党派系之间的混战，本无正义可言。宋哲元的讨蒋通电固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但是，蒋介石回敬了一篇《告全国将士书》，称西北军“本属利害结合，封建集团。只知有集团，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主义”。“此种封建集团，一日不消灭即国家统-一日不能成功”。宋哲元等对蒋介石的责骂也无法回答。
三、西北军内部不团结。冯玉祥不在军中，宋哲元与孙良诚争当首领，互不相让，互不服气，指挥不能统一，作战各行其事，因而削弱了战斗力。
然而，这次西北军反蒋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阎锡山的再一次背信弃义。
事先讲好的是冯、阎共同反蒋，否则冯玉祥不会单方贸然发动反蒋的。宋哲元等出于对阎锡山卖友求荣的痛恨，没有按原来的约定推戴阎锡山为首领，只是笼统地提出拥护冯、阎。因此，西北军发动之后，阎锡山按兵不动，使西北军孤军作战。蒋介石看到冯、阎的裂痕，立即采取拉拢阎锡山、孤立冯系的策略。10月11日，南京以五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10月28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10月31日，蒋介石特派何应钦、方本仁等到太原，代表蒋介石与阎锡山勾结。11月5日，阎锡山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同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系完全拥护中央。阎、冯再次分离，蒋、阎重又勾结。随后晋系对西北军处于敌对状态。战败而又彻底孤立了的西北军退回陕西，固守陕县、潼关一带。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
1929年，国民党各派系几乎都卷入了内战的漩涡，枪炮声没有一天停止过，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蒋介石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不得不急忙于12月3日召集党国要员开会，谋划对策。商讨结果，蒋介石认定，争取阎锡山和张学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拉住阎、张，反对改组派，各实力派之乱则不难平复。于是蒋介石派吴铁城以劳军的名义去东北拉张学良，派赵戴文回山西劝说阎锡山。张学良在吴铁城的说服下表示支持蒋介石。阎锡山与张学良早有往来。本已表示支持改组派的阎锡山，害怕奉军入关，自己受到蒋、奉的夹击，转而支持蒋介石。于是，阎、张联合发表通电，“毅然决然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这时，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击退张发奎和桂系的“护党救国军”，调嫡系部队刘峙部北上攻打唐生智。阎锡山亲自到郑州督战，配合蒋军攻打唐生智。1930年1月，唐生智溃败，通电下野。石友三重新投降蒋介石。国民党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投机宣告失败。
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30年代，但由于反蒋派实力犹存，而且并未屈服，所以，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之中。
1930年元旦给南京政府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严重的危机。虽然蒋介石因接连战胜对手而趾高气扬，却并不能使危机有所缓和。
首先是政治危机。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国民党的统治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黑暗看到了中国***燃起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国民党政权的迅速腐败与“恶化”，恰恰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扩大，红军在发展。中心城市的工人、学生、青年和妇女等革命运动也在中国***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了。1927年以后的那种沉闷、压抑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南京政府产生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此外，国民党派内部的矛盾远未解决。反蒋派的实力犹存。阎锡山、冯玉祥的手中握有50万大军，蒋介石为此昼夜不安。改组派继续串连反蒋，频繁活动，利用南京政府的腐化堕落到处作反蒋宣传，给蒋的国民党中央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这也是造成南京政府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交危机。蒋介石指使张学良无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起中俄武装冲突。不仅给边境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与苏联的外交谈判旷日持久地进行，一直没有达成和解的协议。蒋介石所搞的裁赃陷害冯玉祥的把戏，到头来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最后还有财政危机。连年不断的内战和长时期的边界冲突耗资巨大，榨干了人民的血汁。更为严重的是，宋子文等推行的卖国主义金融政策，把中国深深地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中。1929年，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金价猛涨、银价狂跌，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货币严重贬值。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以维持中国的现行货币。美国靠中国廉价的白银减少了损失，却使中国陷人了“民生凋敝、国库空虚”的境地中，民怨沸腾，一时间国内社会秩序混乱。
财政危机是南京政府最急迫的问题，蒋介石拿不出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他绞尽脑汁，还是要从强化南京统治上耍花招，提出所谓“刷新政治”，“增进政治效率”，加速全国统一等项措施，企图压缩开支，消极节流。而且他的“节流”办法也仅只是“紧缩”。即紧缩编制、机构、裁减兵员等。但是，蒋系的军事编制不缩，蒋系的御用机构不减；蒋介石收养的鸡鸣狗盗之徒，不仅一个也不裁，还要派往各地去当官。对其他派系，蒋介石则以“国库空虚”为理由，以“实行紧缩”为借口，要求他们迅速按编遣方案缩编。在未实现缩编之前，则拖欠或停发非嫡系部队的军饷。蒋介石还多次下令，调各实力派的部队到指定地区点编，抽调各级军官到中央军校受训。他企图通过这些办法，使各实力派的武力掌握到他的手里。蒋介石为了摆出“紧缩”的样子给人看，再次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精减”了部分无用的雇员。各实力派为了应付蒋介石，也照样办理，这样，导致兵变蜂起，化兵为匪到处害人，使老百姓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除此之外，蒋介石又借口国库空虚与国家不统一密切相关，强令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并以武力相威胁。这样一来，国民党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加深，那些尚未公开反蒋的实力派也惴惴不安起来。新军阀们置国家安危与人民死活于不顾，只为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又展开了一场新的争斗。
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首先是从蒋、阎之间的争吵开始的。
多年以来，蒋、阎关系一直飘忽不定，这是由于蒋介石的阴险和阎锡山的投机习性所造成的。阎锡山曾多次与蒋介石合作，但又多次破裂。桂系、冯系、唐系都先后受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唯独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安然回旋于各实力派之间，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以往的经验证明，蒋介石要利用他时，就给他一些利益，但往往过了河就拆桥，使阎空欢喜一场。如蒋介石为了笼络晋系，曾把平津地区划归阎锡山治理，但平、津换旗后仅半年，到1929年1月，蒋介石即派宋子文到北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将平、津的税收归为“国有”也即“蒋有”。阎锡山忍气吞声服从了这个安排，同时向宋子文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军饷应由中央财政部发给，以此作为让出平、津“国税”的交换条件。宋子文表面上答应了，但只发了一个月的军饷，此后就再也不发了。阎锡山知道上了当，便申请发行省公债3千万元，以抵补北伐时山西银行垫付的3千万元军费，蒋介石却没有批准。阎认为这是蒋介石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晋系，为此，一直气愤不已。国民党军占领平、津后，在国民党的内争中，阎多次帮了蒋介石的忙。但蒋对阎却只有利用而从不信任。阎亲自率兵到河南助蒋灭唐，蒋又自食诺言，没有把河南给阎，而是任命韩复第为河南省主席，又委任王金钰为安徽省主席，马鸿逵为皖南剿匪总指挥。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北调，集中于徐州、蚌埠，并在河南驻扎重兵。这种态势，无疑是为了防备晋系与西北军，使晋军不能在河南立足。阎的如意算盘落空，无可奈何地将晋军撤回原防地。屡屡遭到蒋介石的算计，使阎锡山看出，蒋介石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要轮到自己头上了。这样，在拥蒋还是反蒋的问题上，阎锡山不得不尽快作出抉择了。
1930年1月16日，阎锡山回到太原，随后，吴铁城即衔蒋之命从北平赶来，为贯彻蒋的“刷新政治”方针，请阎补行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这不仅是个手续问题，而是蒋介石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他不愿意再表示沉默。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了就职宣誓仪式，借机发表了对抗蒋介石的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把持中央大权，指责蒋介石造成了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蒋介石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对晋阎武装示威，一面公开向阎发出警告。2月9日，蒋介石向阎发出电报，称“武力平定两广，极为有把握”，并特请赵戴文早日返京。面对蒋介石的威胁与恐吓，阎锡山也不示弱＊日即回蒋一复电。以此为发端，南京、太原之间展开了为时两个月的电报论战，间以谈话、文告相辅，互相责骂，喋喋不休。蒋、阎的电报争论展开之后，’双方的阵线逐渐明朗。反蒋各派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阎锡山。拥蒋的军人政客打着维护中央的旗号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蒋介石在他的控制区掀起大规模的声讨阎锡山的运动；阎锡山也在自己的辖区内召开讨蒋大会，查封蒋记中央主持的各地方党部与报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阎论争，使阎锡山与改组派的关系亲密起来了。阎锡山否认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合法性，就必须树一个“合法”中央才能与蒋记中央相对抗。为此，阎需要得到改组派与西山派的帮助。改组派在南方相继失败，他们军事投机的本钱输得差不多了，只好向北方的阎、冯找出路。同时，由于蒋介石袭击了改组派
参考资料：
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详情参见百度文库）
清统治者所主持的
“
新政
”
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
是发生于
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于后世，非同小可。可以说，清末新政间
接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后世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聚
讼纷纭。纵观各文献，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无意义，认为清朝再过几年就有立宪，便废除君主
专制；也有人否认清末新政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无非是清朝快崩溃前的苟延残喘，与辛亥革
命并无直接联系。
我认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是息息相关的，无论从经济、文化、法律?辛亥革命的
发展都是与清末新政极有关系的。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
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
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
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
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下面我分别阐述下我的观点：
一、君主立宪削弱了清廷的控制力
1901
年开始的仿行立宪对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表面看来，君主立宪似乎
既能让屡战屡败的清政府恢复体面，维持君主统治，又能稳定社会，强国富民，是符合时代
要求的一种比较稳妥的渐进式改革。
但政治改革风险极大，
它尤其需要最高***
（层）
在长期执政经历中形成的领导权威。
这种权威是攻克改革难点，
稳定改革成果的关键所在。
而清政府在与外敌入侵的较量中却一
败再败，大失人心，
1900
年与八国联军开战前，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
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
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重臣合奏：
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提出：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
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紧接着抗旨发兵救京，实行东南互保。反击八国联军的失败
使慈禧的执政能力受到极大质疑，而
1908
年光绪、慈禧的相继去世，使得形势更加恶化，
清政府也失去了稳定和控制社会政局的最有力法码。
这样，
君主立宪的主要领导权就落到了
以醇亲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手里，而政治资历和权威的缺乏使得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困难重
重，也迫使他们更多地依赖本族亲信，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维系满族高层的实权，而这恰恰
同君主立宪要求的权力开放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
改革中的许多做法使一大批被点燃改革热
情的有识之士感到失望与不满，
清末的政治新政进入了不改不行，
越改各种政治势力越不满
的怪圈之中。
而与君主立宪配套的中央官制改革加剧了更多官员的离心倾向。
1906
年，“五大臣”
组成的政治考察团结束日、美、欧访问回国，在随后的考察报告中，他们明确指出“立宪利
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而随后的改革事实也验证了这一观点，这也是相当多的官员在
君主立宪与共和之间采取骑墙态度乃至最终抛弃清朝的原因。
1906
年起，中央官制改革开
始实施，三权分立、分职专任、责任内阁等西方先进的行政体制初露端倪：实行内阁成员大
臣制，做到“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中央机构则通
过留、改、并、增，使设置更合理；官员人数采取以事而定，以职而定的方式，提高了办事
效率。但清末的官制改革却使部分汉族官员丧失了一定权力，而对满族官员影响较弱，因为
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大权不旁落满族之外。如政府规定凡涉及皇族、宫廷事务的机构，如
宗人府、内务府等或予保留，或改换名称，导致在军机处和
11
个部中，满人、王公亲贵占
多数。尤其是
1911
年
5
月清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后，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仅四人，
被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这次事件直接导致汉族重臣和民众的不满，也极大推动了人们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热情。
此外，地方自治改革也加强了地方离心力。为准备宪政改革，清政府提出了地方自治改
革：“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城镇乡又为宪政之初基，诚非首先开办不可。”地方宪政的
第一阶段是自发建立以新式绅商为主体的地方自治组织，其中以“南学会”与“保卫局”最
具代表性。第二阶段是颁布法律来支持和规范地方自治，如
1909
年
1
月的《城镇乡地方自
治章程》，后又相继颁布了《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钦定宪
法大纲》等。如果说
1900
年的“东南互保”是一次被迫无奈的部分地方自治，而这次却是
得到清政府推动的全国地方自治。
在这个过程中，
地方督抚和士绅的自治能力和参政水平大
为提高，为辛亥革命后许多省份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作了思想、组织和人才上的准备。
总之，
由于清朝权力的顶端失去了应有的权威，
中央官员对自身权力丧失或缩小的不满，
地方势力自治独立能力增强等因素，
清政府内部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离心官员群体。
为克
服地方分离倾向，清政府就必然会要求权力的再次集中，政府与地方矛盾日趋尖锐。这也是
后来辛亥革命能轻易爆发和迅速蔓延的一个客观条件。
二、经济新政触犯众怒
清政府的政治改革使地方政治人物的参政热情日益高涨，
同时经济新政极大地刺激了人
们的物欲，促进了兴办实业的浪潮。但清政府在铸币、路权上的新政举措却使地方相关群体
十分不满。
其一，铸币及货币发行权政策朝令夕改，导致清政府经济掌控力丧失。由于铸造和发行
货币利润丰厚，各地银元、铜元滥发现象严重。受当时世界金本位机制的影响，中国不合理
的战争赔款被迫以金价结算，使得清末银贱金贵和通货膨胀现象严重。为此，清政府曾就钱
币的铸造和发行进行过三次较大力度的集权改革。
1899
年
6
月，清政府下令除湖北、广东
以外，所有造币厂停止铸银，遭到地方强烈抵制。不久，天津、江宁造币局、吉林造币局、
福建造币局先后获得了清政府的铸银许可，统一银元计划被迫流产。
1901
年
8
月，清廷又
一次发布上谕，除湖北和广东以外，其余各省停止铸银。但在强大的地方势力软硬兼施下，
江南、四川、山东、奉天等不久仍获得了铸银许可。
1903
年，清廷决定在京师设立银钱总
厂，“各省所用银钱，式样各殊，平色不一，最为商民之累。自应明定划一银式，于京设立
铸造银钱总厂。俟新式银钱铸成足敷颁行后，所有完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
银钱。”但这次改革仍未解决以各省督抚为中心的币制“分权化”局面。统一发行，控制金
融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须，但币制改革欺软怕硬的做法使许多地方势力更加轻视中央权力，
进而加剧了当时的经济乱象。一篇名为《国民破产之恶兆》的时评这样记载，当时由全国重
大的钱庄、商号倒闭所引起的社会混乱事件，“宣统元年（
1909
年）三件，二年八件，今
年仅过五月而已有五件。其救济用款约三千余万两，而搁而不理者尚多”。
其二，清政府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使得民怨沸腾。
1903
年
12
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
明章程》，允许商办铁路。结果“在
1903
年～
1907
年的
5
年间，全国有
15
个省份先后创
设了
18
个铁路公司。”四川等内陆省的积极性更高。川路集股总额达白银
1170
多万两。铁
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也就是川汉铁路总公司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摊派
集资，这使得大量的农民入了股。不久，新入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人认为民间集资方式
影响铁路建设速度和其它经济发展，铁路管理也更难。因此，
1911
年
5
月，清政府宣布“铁
路干线国有”，建设粤汉、川汉铁路的资金转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这使川汉等地
百姓“发财梦”破灭。而把借款利益转给西方国家的行为更使百姓无法理解。另外，清政府
对原铁路集资公司投资橡胶亏空的
300
万两百姓血汗钱不予认可，
种种行为激起民愤从而导
致了
1911
年
6
月的四川保路运动，并由此促成了武昌起义。
各自为路成不了国家铁路系统，这一认识是具有现代感的。但正如袁世凯、张之洞所奏
之言：“错在决策的不合时宜”。因为它忽视了帝国主义入侵，尤其是八国联军带给中国人
民心中的愤懑情绪，更无视百姓的直接利益。此外，盛宣怀既是新当选的邮传大臣，又经营
着许多大企业。
他主掌的汉冶萍公司可生产当时所需的一半左右的铁轨，
有理由怀疑当初的
决策同他个人的私心有一定联系。当然，不合时宜的决策背后是清政府的经济窘相。
《辛丑
条约》
9.83
亿战争赔款，加上新政所需巨额开支使清政府入不敷出，如
1910
年，清政府财
政收入
29000
万两，财政支出
35000
万两，亏空达
6000
万两。为补财政缺口，各级政府横
征暴敛，民怨沸腾，社会动荡。这就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社会条件。
三、文化新政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文化环境
辛亥革命要在全国取得成功，
单靠孙中山深刻的革命思想和他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起义是
远远不够的，
它需要社会大背景的配合，
而清末新政在教育与舆论等方面的改革为辛亥革命
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环境。
新政中对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废除科举制。清政府从
1901
年起开始逐步废除科举，在袁
世凯、张之洞等推动下，慈禧于1905年9月
2日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着自丙午科为
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19世纪时，每次科举考试有近
20万名考生，中榜率约为0.9%，做官率更低，为0.4%左右。但
科举制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一种改变人生的希望，
从而把大量才子吸引到浩瀚的古籍中，
抹平
了他们的反叛思想。而科举废除后，官员选拔渠道多样化、知识新颖化和人生价值多元化等
因素使得新式学堂中出现了一大批读书不为做官而为追求真理的新式知识分子。
清朝学部总务司编的教育统计图表显示，1902年在校学生数仅6912人，1909年达到1639641人，其中
相当数量的学生投入到军校学习中，
不少人还远涉重洋出国留学。
新式教育使传统旧思想受
到质疑的同时，也催生了各种新的思想观念。他们组成了各种学派和团体，许多人后来又进
入了官界、工商界、出版界、军界等社会重要领域。而新式知识分子中的相当部分成为了立
宪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这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准备了一大批中坚力量。
新式知识分子的思想见解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去影响社会，清政府不自觉地配合了这一
渠道的建设。新政中，清政府相对放松了“报禁”和“言禁”。据不完全统计，1901年全国各地的新办报刊为34种，1911年达209种，十年增长率约为515%
1906
年起清政府发
布了《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应守条例》、《大清报律》等法律
条文来规范和保护报业。此外在《钦定宪法大纲》中还规定“臣民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
论、出版、著作及集会、结社等，均准其自由”。当然，清政府扩大报刊与言论自由度的主
要目的是使舆论对新政能“以息邪说，而重关防”，“用以维持正义，防止讹言，使舆论既
有所发抒，而民听亦无淆感”。但舆论环境的放松为社会新的语境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西方媒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孙中山深知报刊的政治教化功能，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
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
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 1905年至1907
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
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
开了一场大论战。
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
在报刊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用高度
凝炼的词语，使革命的理论和主张传向整个中国。
革命党人深知文言文报刊是给读书人看的，所以大力推广白话报刊书籍。如邹容的《革
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直言不讳地正面号召反清反帝，奋起革命。经
历过辛亥革命的鲁迅曾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
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此外，口口相传更是底层百姓的沟通方式。这种传播
更易形成许多不利于清廷的“误传”。如浙江省遂昌县设立学堂，调查户口，南乡一带人们
却在传说学堂会害人虐民，不利于农民和农业生产。结果造成大批农民聚集，提出“誓灭学
堂，以安农业”，旋即爆发了民变。又如宣统年间，革命党人景梅久在陕西长安仰望当时天
上出现的彗星，随口造出“彗星东西现，宣统两年半”的谶谣，并假说此谣已流传了好久，
不知是什么意思，故意引别人做出预兆“大清家快亡了”的解释，结果此谣使得“人心大摇
动起来”。
清末新政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客观上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力冲破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
其一，
不合时宜的君主立宪改革与恰到好处的武昌起
义两者的交汇加剧了封建专制社会的崩溃力度，尤其当清末新政无法使大多数人感到受益
时，社会希盼一种更猛烈的革命冲击的到来。其二，孙中山是辛亥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革
命党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精神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所言：“武昌
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
掌柜，便乖乖地把全盘交出”。“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起迸现的结果”。其三，国
家改革的成败关键是看能否让大多数人得利。虽然清末新政也涉及农业，
但其主要内容是举办农业学堂和农事试验场、引进与培育新品种等，
这些对广大农民生活的改善是远远不够的，相反，“新政愈多，靡费愈重；筹款愈繁，民生愈蹙”。
总之，处在极端贫困和国耻中的中国需要一种巨变来改变，清末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中国发展。
关于历史的问题
一、《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
1、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9.8亿两。
2、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
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3、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由各国派兵保护。
4、惩办义和团运动中参加反帝斗争
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反帝性质的组织，对反帝运动镇压不力的官吏，“即行革职，记不叙用”。
5、总理衙门必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
二、《辛丑条约》影响：
列强勒索了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贫困和经济衰败；外国军队长期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设置特殊性质的使馆区，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开始凌驾于清政府之上。
改变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地位，更加强了列强向中国勒索、发号施令的权利；严厉“惩凶”以及为德公使建立牌坊等，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企图永远奴役中国人民。
《辛丑条约》具体内容
《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
《辛丑条约》中的所涉及的赔款，因为是针对1900年(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而规定，所以也叫庚子赔款。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计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高达9.82多亿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0.2亿两以上。
因此，总数达白银10亿两以上。这笔巨款相当于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2倍。各国要求赔款的数目如下：
俄国130371120两、德国90070515两、法国70878240两、英国50620545两、日本34793100两、美国32939055两、意大利32939055两、比利时8484345两、奥匈帝国4003920两、荷兰782100两，其余的43万余两由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国分享。
年息4厘，分39年还清，利息共532238150两。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海关税、盐税担保。
折价赔偿
条约签字以后，清政府按期给列强赔款。但到1904年以后，银价下跌，而庚子赔款是按银价算的，于是，列国在1905年7月2日，强迫清政府将庚子赔款改为金货债务，并将已经用银偿付的赔款按金价折算，补偿了约8000000两。
《辛丑条约》签订起因：
当时清朝政府内部有将首都迁往内地(西安)继续与联军作战的建议。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可靠的军队了。义和团已经被战败，山东以南省份的总督们早在义和团期间就已经与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违抗清政府支持义和团的决定。因此清政府决定签署这个条约来保全自己。
义和团已经被战败，山东以南省份的总督们早在义和团期间就已经与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违抗清政府支持义和团的决定。因此清政府决定签署这个条约来保全自己。
《辛丑丑条约》签订结果：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朝廷在北京与英、美、德、法、俄、日、意、奥、西、荷、比11国公使在《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上签字，共12款，19个附件。
我的感悟：
中国人民当然不甘心承认备受列强欺凌的侵略现实，面对列强侵略的加深也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帝活动。民族复兴的追求是几代人的目标、理想。但是，实现近代中国的复兴则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摆脱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侵略与压迫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步，而使广大人民摆脱贫困，使中国作为大国富强起来，则是中华民族复兴更艰巨的一步。历史上，许多人为这一目标曾经进行了多次尝试，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从事的努力。中国近代史就是人们以这样一种精神支撑着从坎坷中走过来的历史。
一个世纪的光阴犹如弹指一挥间，历史不容假设，所以我很难想象，如果100年前，没有那些国难当头，舍我其谁勇士们为了心中的信念、自己的理想用抛头颅洒热血的方式执着的追寻新的希望，那么如今的中国该是怎样的一种场面？
今天，不应忘记这些民族的脊梁。也不应容许那些将自己的家庭、个人幸福奉为最高人生标准的人对革命者进行肆意及阴险的诽谤。我们的国家也不够强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我们国内、国外不断地制造事端，挑起民族危机、国家危机，我们又怎能掉以轻心?
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我们，这些生活在安乐世界里的人们，怎能忘记这段历史?如今的我们要做的已不是追寻梦境中童话般的天真，而是在现实世界里脚踏实地的去践行党和国家赋予的光荣使命!
中国纸币的发展历史
在南京条约中，赔款2100万银元，但这里的银元指的是西班牙银元，1银元等于0.73两白银，那么2100万银元就相当于1512万两白银。其中600万赔偿被焚鸦片，300万元偿还英商债务，1200万赔偿英国军费。关于赔款数额的确定，英国殖民者有其自认为“合理”的强盗逻辑。
这2100万银元，即1512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之后的赔款就可以自己换算一下了，但是不同时期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不同的，不过大体上比例不会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1600万；
《辛丑条约》中的所涉及的赔款,因为是针对1900年(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而规定，所以也叫庚子赔款。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计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高达9.82多亿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0.2亿两以上。因此,总数达白银10亿两以上。这笔巨款相当于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2倍。各国要求赔款的数目如下：俄国130371120两、德国90070515两、法国70878240、英国50620545两、日本34793100两、美国32939055两、意大利32939055两、比利时8484345两、奥地利4003920两、荷兰782100两，其余的43万余两由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国分享。年息4厘，分39年还清，利息共500003000两。本息合计900008000两，以海关税、盐税担保。
条约签字以后，清政府按期给列强赔款。但到1904年以后，银价下跌，而庚子赔款是按银价算的，于是，列国在1905年7月2日，强迫清政府将庚子赔款改为金货债务，并将已经用银偿付的赔款按金价折算，补偿了约8000000两。
总之，羊毛出自羊身上，都是百姓的血汗。
中国屈辱的历史
中国最初的货币是原始社会末期使用的海贝。公元前200多年出现了金属货币和铸币。秦朝（前221年-前206年）建立后，统一了币制，以黄金和方孔圆形的铜钱流通全国。最早的纸币是北宋（960年-1127年）时期的“交子”。
宋代铜钱和铁钱并用，四川地区则专用铁钱。当时，四川是盐、茶、丝绸的重要产地，货币流通很大，但铁钱非常笨重，大钱一千枚重二十五斤，买一匹罗需中钱二万枚，重二百六十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铁钱不便流通的弊病越来越突出。
因而宋真宗时（997—1022）成都有十六家富商共同印制发行了代替铁钱的纸币—“交子”。“交子”上面印有房屋、树木、人物等图案，还有签押作为暗记。交子可以兑换现钱，也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用交子向交子铺兑换现钱时，须交一定数量的佣金。新旧交子三年兑换一次。
后来，由于交子铺的富商挪用吞没现钱，交子的兑换不能保证，常引起争讼，官府遂禁止商人发行。1023年（仁宗天圣元年），改由政府发行交子。
民国时期纸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昏庸腐朽、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一页。辛亥革命前已在国外发行“铸饷券”，为了军事开支的需要，又发行了“军事用票”等纸币。
辛亥革命胜利后，于民国初年，原“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把交通银行定为国家银行，先后发行兑换券，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1916年停止了兑现承诺，1924年，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履行国家银行职能，发行货币。
此外。经国家核准的普通商业银行也发行了钞票，各省省地方金融机构也先后发行了地方钞票。民国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县，亦都相继发行了各类众多的钞票，铸行了多种金币、银元、铜元、镍币等货币。
扩展资料：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中国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首次在欧洲使用的纸币是1661年由瑞典银行发行的，不过那时发行纸币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作为真正的货币。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开始发行银单。银单最初是手写的，后来才改为印刷品。
世界上共有两百多种纸币，流通于世界193个独立国家和其他地区。作为各国货币主币的纸币，精美、多侧面地反映了该国历史文化的横断面，沟通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经济交往。世界上比较重要的纸币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等。
纸币上的图案大致能够反应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其内容也传递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明程度。它是一张国家名片，呈现了这个国家在努力倡导一种什么样的国家伦理。
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史实
综述：百年国耻，从1840年开始。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1842.8.29）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英虎门条约》（1843.10.08）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即《中美五口贸易章程》（1844.07.03）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即《中法五口贸易章程》（1844.10.24）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英上海租地章程》（1845.11.29）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08.06）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1854.07.05）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即《中俄瑷珲和约》（1858.05.28）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俄天津条约》（1858.06.13）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美天津条约》（1858.06.18）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英天津条约》（1858.06.26）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法天津条约》（1858.06.27）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1860.10.14）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英北京条约》（1860.10.24）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德通商条约》（1861.09.02）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10.07）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1871）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日北京专条》（1874.10.31）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英烟台条约》（1876.09.13）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俄改订条约与改订陆路通商章程》（1881.02.24）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法和约》（1885.06.09）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03.27）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英会议藏印条款》（1893.12.05）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1895.04.17）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俄密约》（1896.06.03）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6.07.21）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日辽南条约》（1896.11.08）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日刘公岛条约》（1896.04.17）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德胶澳租界条约》（1898.03.06）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俄旅大租地条约》（1898.03.27）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06.09）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1898.07.01）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款》（1899.10.25）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1899.11.16）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十一国）《辛丑条约》（1901.09.07）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1905.12.22）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04.27）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满洲里界约》（1911.12.20）
附(民国初期)：
百年国耻－晚清不平等条约《中俄蒙协约》（1915.06.07）
至于废约，1928年国民党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争回了一些权益，但是并没有真正达到目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与苏联重新签订了友好条约。
2。
赔款最多的是辛丑条约，针对1900年(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而规定，所以也叫庚子赔款。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计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高达9.82多亿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0.2亿两以上。因此,总数达白银10亿两以上。这笔巨款相当于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2倍。各国要求赔款的数目如下：俄国130371120两、德国90070515两、法国70878240、英国50620545两、日本34793100两、美国32939055两、意大利32939055两、比利时8484345两、奥地利4003920两、荷兰782100两，其余的43万余两由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国分享。年息4厘，分39年还清，利息共500003000两。本息合计900008000两，以海关税、盐税担保。
条约签字以后，清政府按期给列强赔款。但到1904年以后，银价下跌，而庚子赔款是按银价算的，于是，列国在1905年7月2日，强迫清政府将庚子赔款改为金货债务，并将已经用银偿付的赔款按金价折算，补偿了约8000000两。
3。
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是俄国。它强迫清朝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以《瑷珲条约》为主,然而从康熙年的尼布楚条约开始,我们胜的情况下送了十万土地止1949年,共夺走我国58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多是我们的属国!
中国签定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是在哪天？
八国联军是指1900年(庚子年)以军事行动进入中国的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的八国联合军队，总人数约3万人。
起因
中国一些意见认为起因是，西方列强妄图以义和团运动反抗作恶多端的传教士、领事为借口，企图共同瓜分中国。
西方主要意见认为起因是，清朝纵容义和团运动残忍杀死西方传教士及领事人员，义和团拳民对东交民巷外国大使馆和西什库教堂等地发动了攻击。
另有观点认为，清朝统治者图谋通过义和团运动来打击西方国家对其的控制以加强其统治地位。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2日集兵二万自天津沿运河两岸进发，并于14日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遂逃往西安，而派奕劻和李鸿章乞和。9月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华，侵略军陆续增至十万，由京津出兵，分侵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此间，帝俄又单独调集步骑兵十七万，分六路侵占中国东北。12月联军提出《议和大纲》，迫使清政府全盘接受，并于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后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常驻京津、津榆两线，其余撤兵回国。
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被迫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结束，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被称为庚子赔款。由于八国联军的入侵，原藏于清廷中的大量珍贵的中国文物和文化遗产遭到掠夺和破坏亦是不争的事实。
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这也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中国一些看法认为，八国联军军事行动是一场侵略性质的战争，八国联军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在中国无恶不作，使中国完全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义和团运动则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农民运动。
西方主要观点认为，这是一场为了营救各国大使以及公民的多国合作的军事行动，而事情的起因，则是义和团攻击位于东交民巷的大使馆，以及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
过去甚至有西方极端主义者认为，西方国家肩负着开化落后民族的艰巨任务（the white man's burden），但从客观角度上来说，的确为中国脱离封建统治创造了条件。而且在之后，由于清政府无法赔付如此巨额的赔款，而改为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也间接促进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圆明园位于中国北京市区西北的海淀区，是一组清代的大型皇家园林，由圆明园及其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后改称万春园）组成，通称为“圆明三园”。其规模宏伟，融汇了各式园林风格，娴熟地运用各种造园技巧，堪称是中国园林艺术史上的顶峰性作品，被西方国家称作“万园之园”。1860年，该园被英法联军焚毁，现仅存遗址。1988年，圆明园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60年10月6日攻抵北京德胜门、安定门等处，僧格林沁和瑞麟部士兵纷纷退至圆明园一带，英法联军遂追至圆明园。
联军士兵起初尚相劝戒，勿进入园中，恐中国日后以失物索赔，但不久即有数千名法军士兵冲入圆明园，守园的官兵寡不敌众。见法军展开抢劫，英军司令格兰特遂批准英军入园。联军士兵大肆劫掠园中的珍宝和陈设物。根据英国官员事后估算，被掠走的文物珍宝（金银、宝石、绸缎和古玩陈设等）价值达600万英镑之多，因不识其价值或因搬运不便而被毁坏的珍本图书、佛塔、瓷器、家具等价值与此相仿。
由于此前清廷谈判代表曾拘捕英国军使巴夏礼一行，并曾将其囚禁于圆明园中，英军在园中发现《泰晤士报》随军记者被肢解的尸体，英军统帅额尔金遂以“对外交人员实施虐待”为由，于10月18日下令放火烧园，以作为对清廷的惩罚。英军第一军团一部于10月18日起在园中各处纵火，同时派出分队焚毁附近的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畅春园等皇家园林。圆明园大火持续了两天，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
长春园西洋楼养雀笼遗址圆明园被焚后，尚有部分景点幸存。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内务府调查报告，园内幸存建筑有圆明园的廓然大公、紫碧山房、鱼跃鸢飞、耕云堂、慎修思永、知过堂、课农轩、顺木天、春雨轩、杏花春馆、文昌阁、魁星阁、蓬岛瑶台、万方安和十字亭、藏舟坞，长春园的林渊锦镜、海岳开襟，绮春园大宫门、庄严法界、正觉寺等建筑。同治十二年，慈禧太后和同治帝打算择要重修圆明园，计划修复圆明园前朝区、九洲区，以及福海以西以北的少数景点，并将绮春园择要修复，改名“万春园”，作为慈禧太后居所。但该计划终因财力不足而在开工11个月后作罢。此后对园内一些景点仍有小规模维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曾多次到园中游幸。此时的圆明园除幸存建筑外仍保留有大量的名贵花木、山水叠石、建筑基址，桥梁、道路、园墙和园门大多完好。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再次逃亡。在混乱中，圆明园又遭到附近驻军和匪民的趁火打劫。园内残存建筑除新宫门（绮春园宫门）有庄户保护外，全被土匪推倒拆毁，拆卖砖瓦木料。园内的古树名木、木质桥梁、以及建筑地基中的木桩，全部被劫运往附近的清河镇出售。
长春园七孔水闸，20世纪50年代拆除清朝灭亡后的数十年里，圆明园遗址继续受到劫掠。园内的方砖、条石、石料、汉白玉雕刻、太湖石、青片石纷纷被军阀官僚运走修建私园和陵墓，圆明园虎皮石围墙被拆除修路。此外也有一部分圆明园遗物被安放于公共场所，如长春园门铜麒麟、安佑宫丹陛石、水木明瑟碑先后于1910年至1937年被移往颐和园；安佑宫华表、石麒麟、西洋楼线法桥和翻尾石鱼、梅石碑、莳花碑、文源阁碑被分别移至燕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旧馆；兰亭碑和“青莲朵”等珍贵太湖石于1915年移往中山公园；长春园大东门石狮子及基座移至正阳门和新华门。西洋楼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各家石作坊买去，就地改刻为其他石料。1928年大水法遗址石料被拆走修建绥远阵亡将士碑。日占时期，园内部分遗址在“奖励农业”的口号下被平山填湖，改为水田。
1950年代，曾计划将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定址于此，但1960年代园内土地大多被附近生产队改为农田，大量人口迅速涌入，相继拆除了圆明园福海石驳岸、舍卫城残余城墙及地基、万春园三孔桥、运料门、长春园七孔闸等残存建筑，以及残留的全部园墙，并砍伐了园内残存的唯一一株花神庙古树。特别是1975年以后，各单位在园内大量平毁土山、填平湖泊、砍伐树木，修建工厂、养猪场、养鸡场，圆明园遗址原有山形水系和残存的古树植被彻底消失。
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拚命掠夺
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终于在1900
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这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的爱国
武装斗争运动，它首先从山东兴起，很快就发展到直隶（今河北）、天津、北京、山西、
东北以及全国许多地方。义和团英雄们高举反帝斗争大旗，手持大刀长矛，到处焚毁教
堂，驱逐侵略者。
帝国主义各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感到惊恐不安，一方面却认为这是入侵中
国的极好机会。于是，西方列强纷纷制造出兵镇压义和团和瓜分中国的舆论。为了镇压
中国人民的这场反帝斗争，德、日、俄、法、英、美、意、奥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
侵华联军，直接进行武装干涉。
1900年4月6日，英、法、美、德四国驻华公使联合发出通牒，以出兵「平乱」胁迫
清政府，限令在两个月内「剿除」义和团，不然就派出水陆各军代为「剿平」。为了进
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法等八国于5月28日一致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派
兵进入北京。西方列强还分别照会清政府，「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
决定调兵来北京」。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慈禧太后竟下谕同意洋兵进京。
第一批侵华联军440馀人于5月31日和6月2日分乘清政府提供的火车从天津开进北京。
各国军舰也纷纷开到大沽口外示威。
6月9日，帝国主义各国驻华公使又开会决定调遣大队侵略军进京。10日，由英国海
军司令西摩尔率领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由于受到京津铁路沿线义和
团和清军爱国官兵的有力阻击，这支侵略军不得不从廊坊折回天津，还付出了死伤近
400人的代价。西摩尔也承认，如果义和团使用的是西式枪炮，那么，我所统率的联军
则必将全军覆灭。
当西摩尔率联军向北京进犯时，各国军舰20艘也已云集大沽口外，准备进攻大沽炮
台。6月15日，各国海军司令密谋夺取大沽炮台，以控制津沽通道，并于当晚派日军300
人登陆。6月16日下午，英、德等国的小分队也相继登陆，配合先期登陆的日军，完成
了占领塘沽车站和包抄、进攻大沽炮台的准备。16日傍晚，俄军中尉巴赫麦季耶夫把八
国联军的最后通牒送交天津镇总兵、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以「暂借」炮台为名，限定
17日凌晨2时以前交出炮台，否则即开炮轰击，用武力夺取。罗荣光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八国联军的侵略要求，并下令各炮台将士严阵以待，痛击来犯之敌。17日凌晨，在俄国
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的指挥下，八国联军的兵舰10余艘悍然从海面和炮台后侧同时向
大沽炮台发起猛烈攻击。罗荣光率领守卫炮台的官兵奋勇抵抗，开炮还击。
双方激战了6小时，毙伤侵略军130多人，击伤敌舰6艘。但因后无援兵，用尽，
大沽炮台终于陷入八国联军手中。
大沽炮台失陷后，八国联军纷纷从大沽登陆，并向天津进犯。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一大基地。帝国主义国
家在天津旧城东南的紫竹林一带建立了租界，海河两岸有他们的教堂、洋行、银行、码
头和工厂。这里住著外国的领事、商人、传教士和形形的冒险家。
6月17日晚，八国联军从大沽乘火车开到天津，进入紫竹林租界。
6月23日，俄、英两国侵略军600馀人分别从军粮城和紫竹林租界进攻清军的军工厂
东局子，没有成功。27日，八国联军2800多人再次从三面围攻东局子，经过激战，最后
占领了东局子。
7月9日，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南的八里台，受到聂士成军的有力抗击。最后因力量
相差悬殊，聂士成英勇殉国，爱国官兵也损失很大，八国联军终于占领了八里台。
7月12日，八国联军的各路增兵均已到达天津，约1．4万人。沙俄远东军司令官阿
列克谢耶夫也在这时抵达天津，他自任总理联军军务之责，召集各国侵略军司令官开会，
研究并制定了总攻天津城垣计划。八国联军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于13日凌晨分两路向
天津旧城发动总攻。一路由俄、德为主的5000人进攻东城和东北角三岔河阵地；一路以
日、美、英、法等国为主的5000人进攻南门。其馀兵力驻扎在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火车
站，作为后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虽然遭到义和团和一部分清军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
还是在14日攻占了天津。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立即分区占领，实行殖民统治。联军在天津成立了殖民统治
机构——都统衙门，由俄、英、日三国军官充当头子，统治天津、静海和宁河等广大地
区。
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各国继续增兵向天津集结，准备大举进攻北京。
8月2日，八国联军拼凑了4万兵力，正式成立了联军司令部，经过一番争夺，最后
决定由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
8月3日，八国联军各首领开会，决定进攻北京。4日，八国联军出动1．8万多人从
天津沿北运河向北京进发。5日，联军攻占北仓，6日攻占杨村，9日攻占河西务，13日
攻占通州。八国联军在占领通州后，原来商定先休息一天，然后再研究如何进攻北京城。
但俄国侵略军为了抢攻占北京的「首功」，背约在14日凌晨首先进攻东便门。经过激战，
于凌晨2时攻占了东便门。接著，俄军又进攻建国门。日军见到俄军已发起攻城，也于
14日进攻齐化门（今朝阳门）。美、英各军也相继开始攻城，并先后攻入城内。
8月15日晨，八国联军进攻皇城东华门。慈禧太后急忙带著光绪皇帝、皇后和一批
王公大臣仓皇从西华门至德胜门，转经西直门逃出北京城。八国联军终于占领了北京。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公开抢劫3天。颐和园的文物古玩，侵略者括其所有；安
放在大殿前面的那些存水防火用的鎏金大铜缸，因过于笨重，搬不走，洋兵们就用
把表面的金子刮走。侵略者把颐和园的珍宝、文物，用骆驼运往天津。
9月中旬，八国联军达10万人。瓦德西分兵四出攻掠，东占山海关，南犯保定，北
侵张家日，西扰娘子关。八国联军所到之处，奸*烧杀，京津一带的许多地方变成了瓦
砾场。
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途中，于8月24日颁布上谕，催促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立即
从上海赶回北京，会同庆亲王奕□迅速办理「和局」。9月7日，慈禧太后又颁布「剿匪」
上谕，正式宣布「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
毅和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且加派亲英、日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和谈。至此，在各国
列强的枪炮与清政府腐败退让下，中国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场所。
《辛丑条约》即《辛丑议定书》或《辛丑各国和约》。
1901年9月7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
俄、德、法、美、日、意、西、荷、比、奥11国公使，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1901年是
夏历辛丑年，所以最后议定书又称为《辛丑条约》。
早在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前，慈禧太后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以对付义
和团，便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从广东进京与列强谈判。8月24日发布上谕，允
准李鸿章便宜行事，会同庆亲王奕□迅速办理「和局」。慈禧太后为求得帝国主义列强
对她的「宽恕」，9月7日发布「剿匪」上谕，正式「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
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加派亲英国和日本的刘坤一、
张之洞，参与谈判。12月24日，11个国家（除武装入侵的八国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
荷兰）联合提出《议和大纲》12条。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见「大纲」并未把自己当
作「祸首」惩办，喜出望外，马上表示：
「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慈禧太后这一系列作为，就是向帝国主义列强表
示「悔过」，帝国主义各国终于决定，仍然让她继续维持这个「懦弱」的政府。
实际上，议和谈判活动不是在奕□、李鸿章等与列强代表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列
强之间进行。在「惩凶」、赔款等问题上，他们争吵为时近一年，直到基本上满足了各
自利益要求之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和李鸿章才代
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等11国的代表，在最后议
定协定书上签字。
《辛丑条约》，共有12款19个附件，是一个性质空前的奴役性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加上年息4厘，分39年付清，本利共达9
亿8千多万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了10亿两。
（2）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单独设立使馆区，可在使馆区内驻兵，中国人不准在此
区域内居住。
（3）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在天津周围10公里内，
不准驻扎中国军队；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
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12个战略要地。禁止和制
造的原料运入中国，为期2年，还可延长禁运期。
（4）清政府惩办「首祸诸臣将」；在外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
考试五年」。今后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皆斩」。清政府
地方官吏所属境内「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
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5）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办理对外事宜。又规定「变通诸
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
（6）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条约
规定为克林德建立牌坊，对杉山彬「用优荣之典」，并派王大臣赴德、日「谢罪」。
从上述条款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加在中
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的殖民枷锁，也是维系中外派勾结的清王朝的空前的卖身契。
通过这个条约，列强得以大大加强其在华的统治势力，进行野蛮的军事监督、政治奴役
和经济掠夺，使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首先，清政府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出卖国家民族主权，成了列强共同监督的
「守土长官」。
列强在北京强行划定的「使馆区」，是一个「国中之国」，在所划地界内，强拆民
宅，大面积霸占公私地亩，厚筑高墙，又设炮位，建筑了俄、美、法、德、英、日、意
等7国兵营，墙外各辟空地，作为操场，并树立了「保卫界内、禁止穿行」的木牌。以
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朝的太上政府，严重地侵犯和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是对中
华民族的莫大侮辱。
平毁大沽炮台，在京榆铁路沿线驻扎外国军队，解除了京畿战略要地的警备，使北
京的大门洞开，让帝国主义强盗自由进出，中国无权过问。在2年内（或更长一些时间）
不准中国输入或生产的材料，这是要把本来就极为落后的中国军事装备和
生产能力，削弱到更低的水平，使之有国无防，任从列强宰割欺凌。
清政府按照条约的规定，派亲王、重臣赴德、日两国赔礼认罪，为克林德树立牌坊，
为被毁坟茔建立碑碣，一批批地公布惩凶名单，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民族的
尊严，打击了反帝爱国群众运动的正气，等于承认帝国主义侵华活动有理、合法，助长
了帝国主义者、外国传教士、不法教民的气焰，使他们有恃无恐，更加去肆虐横行。
在义和团活动过的地区停止5年文武考试，目的是为了警告那些日后有可能成为官吏的
各类知识分子，一切仇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都将受到惩罚。严禁组织或加入反帝
结社，违者处斩，以及对一切镇压人民反帝斗争不力的各级地方官员严惩不贷，是把中
国人民当作不容反抗的奴隶，各级官吏则是受列强支配的奴隶总管（西太后集团）的鹰
犬。在帝国主义看来，总理衙门办事不力，为了便于中外势力勾结，强令清政府将
它改为外务部，使之成为能在公使团指挥下迅速贯彻各国旨意的卖国机构。至于改革使
臣的觐见礼节，则是为了消除中外派之间的隔阂，便于列强对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施
加压力和影响。条约的政治实质，即在于此。
再者，帝国主义贪婪的勒索，使中国的经济陷于崩溃状态。
《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称为「大赔款」或「庚子赔款」），按当时全国人口计
算，是每人1两。这种对中国人民的勒索，确是「旷古罕闻」的。但是实际支付的数目
还不止此。赔款是从1902年起开付，中国应支付赔款自1901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的利息
900万两；这笔利息从1902年起，3年内清还，4厘息，又需支付利息100万海关两。条约
规定赔款用银支付，即以海关银两市价易成金款支付，均具全国货币比值；但帝国主义
蛮不讲理，提出所谓镑亏，即赔款补充债款问题。当时金价日涨，银价日落，各国强令
中国承认将赔款改作以金计算，大大超过原赔款的金额。
按照条约，中国将海关的绝大部分税收（约7C10）都用以偿还借款本息。当时海关
税收每年约2000多万两，为清朝政府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
中国财政，并保证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控制海关可以垄断中国进出
口贸易，保证帝国主义以低税率输入商品和输出原料，从根本上取消了中国实行关税保
护制度的可能性。
对于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全盘接受了。她在《罪
己诏》中竟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
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还保证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
心」。这是愿意做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忠实奴才的表白，从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1901年10月6日，慈禧太后随带行李车3000辆，离开西安，回返京城，沿途修路设宫，
远近徵调，勒索供应。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后来又大修颐和园，日费万金。从
此，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完全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共同奴役中国人民。
《辛丑条约》记录的是近代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它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旧恨新仇，
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进一步觉醒起来。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王朝的统治。在人
民革命斗争面前，外国侵略者要求清政府不仅要成为俯首贴耳的奴仆，而且要成为统治
中国人民的有力工具。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改变当时的无能
状态。而清朝统治者也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发生动摇，国家机器——政府和军队已不
能完全应付当时的局势，财政也成千疮百孔之势。因此，修补国家机器已成为清王朝本
身生存的重要课题。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慈禧太后不得不从1901年起宣布实行「新
政」。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
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
王奕□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
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
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
《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朝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和平协定。被认为是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一，是一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洋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
《辛丑条约》真确文本原存于中华民国外交部，现存于台北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房保存。 《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损害了国家主权。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各国在辛丑条约的签署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感促成了人们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要求。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失败了，1900年又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起自山东，迅速发展到直隶、天津、北京，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它们决定亲自出兵镇压义和团，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八国组织联军侵入中国，8月攻入北京。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为这一年是中国旧历的辛丑年，所以这个条约被称为《辛丑条约》，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及亲信臣从仓皇出逃西安。清王朝被迫向帝国主义求和。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强迫中国清政府签署的丧权辱国的奴役性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或《辛丑议定书》。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9月7日，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与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西班牙和荷兰11国代表在北京签订。 条约共有12条正文和1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 ①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亿两。 ②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由各国驻军把守，中国人一概不准在内居住。 ③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至少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和制造的材料。 ④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惩办赞助过义和团运动的"首祸诸臣",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⑤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1900年中国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义和团运动。为镇压义和团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英、美、日、俄、法、德、意、奥于同年6月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8月攻占北京(见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12月22日，上述11国公使团提出所谓"议和大纲十二条"，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但列强在"惩凶"和"赔偿"问题上发生争吵，翌年9月才正式签订本条约。该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又一奴役性条约。它的签订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和掠夺，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编辑本段历史经过
参与八国联军的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都有分割中国领土的想法。是中国清朝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和平协定。被认为是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一。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洋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真确文本原存于中华民国外交部，现存于台北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房保存。 《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损害了国家主权。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而俄国则在用其它条约获得中国的东北的领土。英美则以商业利益为重，希望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并对日、俄的野心感
到不安。最后达成的协议，没有要求清政府割地，而只要求巨额的赔款。 当时清朝政府内部有将首都迁往内地（西安）继续与联军作战的建议。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可靠的军队了。义和团已经被战败，山东以南省份的总督们早在义和团期间就已经与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违抗清政府支持义和团的决定。因此清政府决定签署这个条约来保全自己。 1900年10月，法国率先提出惩治祸首、赔款、拆除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与清政府谈判的基础。经各国公使多次会议加以补充、修改，12月24日11国（八国之外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同向清廷提出《议和大纲》12条。清政府完全接受。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全权代表清政府，同这11个国家在北京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因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而得名）。 协定的正式名称为Austria-Hungary,Belgium,France,Germany,Great Britain,Italy,Japan,Netherland,Russia,Spain,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的最后协定)。原文是以法文为准。在国际法上，因为中国不承认与各国有正式交战，事件是出于义和团的。故此辛丑条约只属于一个协定，而并非和平条约。 参与八国联军的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有分割中国领土的想法。而俄国志在用其他条约获得中国东北的领土。英美则以商业利益为重，希望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并对日、俄的野心感到不安。最后达成的协议，没有要求清政府割地，而只要求巨额的赔款。 当时清朝政府内部有建议将首都迁往内地（西安）、继续与联军作战的建议。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可靠的军队了。义和团已经战败，山东以南省份的总督们早在义和团期间就已经与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东南互保），违抗清政府支持义和团的决定。因此清政府决定签署这个条约来保存自己。 代表中国方面签署辛丑条约的是庆亲王奕劻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代表外国签署辛丑条约的是各国驻中国的大使等（例如代表英国的萨道义等）。条约于1901年9月7日签署，共12款，外加19条附件。
编辑本段签署条约者
大清国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 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 德国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穆默（Alfons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奥匈帝国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齐干（M. M. Czikann von Wahlborn）； 比利时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姚士登（M. Joostens）； 西班牙波旁钦差驻扎中华全权大臣葛络干（M. B. J. de Cologan）； 美国钦差特办议和事宜全权大臣柔克义（M. W. W. Rockhill）； 法国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该国事务便宜行事鲍渥（M. Paul Beau）； 英国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萨道义（Sir Ernest Mason Satow）； 意大利钦差驻扎中华大臣世袭侯爵萨尔瓦葛(Marquis Salvago Baggi)； 日该国钦差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Komura Jutarō）； 荷兰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克罗伯(M. F. M. Knobel)； 俄罗斯钦命全权大臣内廷大夫格尔思(M. M. de Giens)。
编辑本段主要内容
《辛丑条约》共12款，还有19个附件
主要内容
1．赔款。清政府赔款各国（共11国）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238，150两 (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 2．划定使馆区。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在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 3．拆炮台、驻军队。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帝国主义列强可在自山海关至北京沿铁路的12个地方驻扎军队。 4．胁迫清政府承诺镇压反帝斗争。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的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录用。凡发生反帝斗争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其中这一条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沦为了帝国主义的工具。 5．对德、日“谢罪”。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牌坊。 6．惩治附合过义和团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被监禁、流放、处死的官员共百多人。 7．设立外务部。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成为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专门机构。
严重危害
一、巨额的赔款，是列强对中国空前的大规模勒索；为支付这笔赔款，清政府加紧搜刮人民，使中国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社会经济更加凋敝。 二、在北京设立的“使馆界”，实际上是“国中之国”，是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外国侵略者控制京津地区，使清政府完全处于军队的控制之下，便于侵略者直接派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三、按照条约规定，清朝官吏严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帮凶。 四、该设外务部的规定，便于清政府能够按照外国侵略者的意旨实行卖国的外交政策。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确立了清政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忠实走狗的地位，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编辑本段条约原文
前文
一九零一年九月七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北京。 右起：庆亲王、李鸿章、右侍郎联芳
大清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 大清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 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 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穆默； 大奥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齐干； 大比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姚士登； 大西钦差驻扎中华全权大臣葛络干； 大美国钦差特办议和事宜全权大臣柔克义；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该国事务便宜行事鲍渥； 大英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萨道义； 大意钦差驻扎中华大臣世袭侯爵萨尔瓦葛； 大日该国钦差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 大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克罗伯； 大俄钦命全权大臣内廷大夫格尔思； 今日会同声明，核定大清国按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当经大清国大皇帝于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全行照允，足适诸国之意妥办（附件一）。
第一款
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亲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该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拉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太德国钦差全权大臣（附件三）。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牌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第二款
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于后(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死，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于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念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念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念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样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谳惩办。西历本年四月念九日、六月初三□月□□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月□□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二、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
因大日该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该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墓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合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兹将建碑之坟墓，开列清单附后(附件十)。
第五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暨专为制造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于西历一千九百一年八月十七日即中历本年七月初四日降旨禁止进口二年。嗣后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附件十一)。
第六款
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附件十二)。(甲)此四百五十兆系海关银两，照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如左：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圆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郎克五，即英国三先令，即日本一圆四零七，即荷兰国一弗乐零七九六，即俄国一卢布四一二。俄国卢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亚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还(附件十三)。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还本于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一千九百四十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每届一年付还，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国国家亦可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于三年内付还。但所展息款之利，亦应按年四厘付清。又利息每届六个月付给，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乙)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如后诸国各派银行董事一名会同将所有由该管之中国官员付给之本利总数收存，分给有干涉者，该银行出付回执。(丙)中国国家将全救保票一纸交驻京诸国钦差领衔手内。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之官员画押。此节以及发票一切事宜，应由以上所述之银行董事各遵该国饬令而行。(丁)付还保票财源各进款，应每月给银行董事收存。(戊)所定承担保票之财源，开列于后：一、新关各进款，俟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给之后，余剩者又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二、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三、所有盐政各进项，除归还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诸国现允可行，惟须—二端：一将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几何。改办一层如后，以为估算货价之基、应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三年卸货时各货牵算价值，乃开除进口及杂费总数之市价。其未改以前，各该税仍照估价征收。二北河黄浦两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及应拨款相助。至增税一层，俟此条款画押两个月后，即行开办，除在此画押日期后至迟十日已在途间之货外，概不得免押。
第七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由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宇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宇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今诸国驻防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
第十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附件十五)。二、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裁明。三、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各省抚督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附件十六)。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
第十一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按照第六款赔偿事宜，约定中国国家应允襄办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其襄办各节如左：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会同中国国家所兴各工，尽由诸国派员兴修。一俟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之后，即可由中国国家派员与诸国所派之员会办，中国国家应付海关银每年六万以养其工。一、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及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管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并权责进款之详细各节，皆于后附文件内列明(附件十七)
第十二款
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国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上谕内已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附件十八)。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此照会在后附之节略内述明(附件十九)。 兹特为议明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复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是以诸国全权大臣奉各该国政府之命代为声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馆兵队外，诸国兵队即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即中历□月□□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亦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即中历□□年月□□日由直隶省撤退。今将以上条款缮定同文十二份，均由诸国全权大臣画押，诸国全权大臣各存一份，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份。
编辑本段条约附件
附件一，光绪帝批准签署条约的圣旨。 附件二，光绪帝派醇亲王载沣赴德的旨意。 附件三，光绪帝命令为被杀德使建碑的旨意。 附件四，光绪帝命令惩办亲王载勋等皇亲的旨意。 附件五，光绪帝命令惩办启秀等大臣的旨意。 附件六，光绪帝命令加重上述惩罚的旨意。 附件七，光绪帝命令徐用仪等复职的旨意。 附件八，光绪帝命令在一些外国人被杀的县五年内不进行科举考试的旨意。 附件九，光绪帝命令那桐着赴日道歉的旨意。 附件十，被损外国坟墓单。 附件十一，光绪帝命令禁止进口的旨意。 附件十二，中国对各国承认战争赔偿的照会。 附件十三，同上。 附件十四，使馆区界线。 附件十五，光绪帝禁止抗外行动的旨意。 附件十六，同上。 附件十七，中国改善水路河道的计划。 附件十八，光绪帝设立黄浦河道局的旨意。 附件十九，中国对各国就设立外务部的照会。 第六款之赔款称庚子赔款。1900年乃中历庚子年。
编辑本段内容特点
第一、惩罚对象主要是中国人民。 列强要求赔款4亿5千万两，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用意是要每个中国人都要向他们交1两白银的“罚金”，借此惩罚、侮辱所有的中国人；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一律停止科考五年。 第二、没有割地等相关条款。 帝国主义很想瓜分中国，而清政府的腐朽至极也是实行瓜分的有利时机，但由于帝国主义各国矛盾错综复杂，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中国领土的割占要求。 第三、既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又加以严格控制。 此条约惩办义和团运动中参加反帝斗争的官吏，对反帝运动镇压不力的官吏，“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但丝毫未涉及处置慈禧太后。相反，继续推行“以华治华”的策略，确立清政府继续充当他们在华的代理人。 第四、使中国长期陷入被动状态 此条约中白银4．5亿两的数字已然天价，中国显然不可能一次性还清，所以，这些银两总共分39年才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翻了一倍多，也使得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的经济跌入低谷。 为了使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又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辛丑条约》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但这两项税收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列强在北京强行划定的“使馆区”，由各国派兵保护。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朝的太上皇。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北京和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战略要地。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这样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 《辛丑条约》是列强加给中国的空前严重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严重危害。列强勒索的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贫困和经济衰败；外国军队长期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设置使馆区，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开始凌驾于清政府之上；改变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地位，更加强了列强向中国勒索、发号施令的权利；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使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辛丑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 历史影响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空前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列强勒索了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经济负担。战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始放弃对清政府所抱有的幻想，以“驱除鞑虏”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
编辑本段赔款数额
《辛丑条约》中的所涉及的赔款，因为是针对1900年(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而规定，所以也叫庚子赔款。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计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高达9.82多亿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0.2亿两以上。因此，总数达白银10亿两以上。这笔巨款相当于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2倍。各国要求赔款的数目如下：俄国130371120两、德国90070515两、法国70878240两、英国50620545两、日本34793100两、美国32939055两、意大利32939055两、比利时8484345两、奥地利4003920两、荷兰782100两，其余的43万余两由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国分享。年息4厘，分39年还清，利息共532238150两。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海关税、盐税担保。 条约签字以后，清政府按期给列强赔款。但到1904年以后，银价下跌，而庚子赔款是按银价算的，于是，列国在1905年7月2日，强迫清政府将庚子赔款改为金货债务，并将已经用银偿付的赔款按金价折算，补偿了约80000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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